近期全球通胀水平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几十年未有的高通胀压力，6月美国CPI、欧元区HICP同比分别上涨9.1%、8.6%，分别创近40年和有统计以来新高，宏观政策陷入稳增长与抗通胀的两难局面。这与发达经济体央行前期对通胀形势有所误判、政策调整落后于市场曲线密切相关，也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启示和借鉴。应当看到，保持币值稳定是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责，维护通胀平稳是宏观大盘稳定的题中之义，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环境要求。任何时刻，中央银行都应该对物价走势的边际变化保持高度关注，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客观研判未来通胀形势，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安排。
一方面，从基本面来看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的有利条件。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通胀走势总体温和平稳，今年1-6月CPI累计同比上涨1.7%，PPI同比涨幅逐月收敛回落，在全球出现罕见高通胀的背景下保持了国内物价形势的稳定。预计今年物价涨幅仍将运行在合理区间，有望实现全年CPI平均涨幅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这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抓好粮食和能源保供稳价，有效隔离了国际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冲击，并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为物价稳定奠定坚实基础，成绩来之不易。
从根本上看，我国是全球主要生产国之一，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经济总供给、总需求大体平衡，粮食自给率较高，今年夏粮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同时煤炭和清洁能源等价格与国际市场联动性较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运转较为通畅，居民通胀预期平稳，健康、良性、有韧性的经济基本面有利于物价涨幅在中长期内总体运行在合理可控的区间范围。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短期内我国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多重因素交织下物价涨幅可能阶段性反弹，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从外部看，过去二十年对平抑全球通胀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一体化、劳动力供给充裕等红利已发生逆转，能源转型和产业链重构成本增加，全球通胀中枢明显抬升。疫情反复、气候反常、地缘政治冲突等超预期因素还可能加大供需扰动和物价波动的不确定性，外部大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国内看，诸多因素叠加将驱动通胀中枢阶段性抬升，主要压力来自：
一是疫情受控后未来消费复苏回暖，可能推动前期PPI上涨向CPI的传导加快。今年1-6月份我国PPI中生产资料涨幅由11.8%逐月收敛至7.5%，但生活资料涨幅由0.8%逐月扩大至1.7%，向下游的传导效应已在显现。在此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反弹是主导力量，供给端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只能部分消化涨价压力。实践中，美国此轮CPI涨幅加速上扬即起始于2021年3月后消费需求加快复苏时期。
二是我国CPI篮子对食品特别是猪肉价格依赖较大，目前新一轮“猪周期”已开启，可能拉动CPI食品分项涨幅走高。2006年以来我国大体经历过四轮“猪周期”，每轮历时四年左右，前1.5-2年为价格上行期。今年4月份国内猪肉价格下行至阶段低点，距离上一轮周期的起点（2018年5月前后）已有四年左右时间。4月下旬以来猪肉价格趋于上行，尤其是6月下半月后涨价加快、上行曲线斜率变陡，平均批发价在6月16日至7月15日的一个月时间内涨价逾40%，意味着新一轮“猪周期”已经开启。比较来看，当前我国生猪供给总体充裕，本轮“猪周期”内猪肉涨价幅度有望较2019年猪瘟时期相对温和，但在其价格上行期仍会给CPI带来一定上拉效应。
三是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进口成本攀升最终将体现为国内交通出行、相关产业链终端消费品等更广范围的价格上涨。今年下半年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90-115美元/桶区间震荡，绝对水平仍处高位，1-7月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逾50%。受此带动影响，前7个月国内92号汽油均价同比上涨25.3%，CPI中交通通信分项累计同比上涨6.3%，比总体CPI涨幅高4.5个百分点，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综合研判，预计今年下半年我国CPI运行中枢较上半年1.7%的水平将有所抬升，一些月份涨幅可能阶段性突破3%，结构性通胀压力加大。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坚持稳健取向，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兼顾把握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平衡。一方面，不断夯实国内粮食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有利条件，密切关注国内外通胀形势变化，做好妥善应对；另一方面，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力争全年经济运行实现最好结果。
原文标题：《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22年第二季度》，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