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TS Lombard全球宏观部门主管Dario Perkins在最新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宏观超级周期”即将到来，全球将迎来“高通胀、高赤字、剧烈宏观波动和快速轮动的商业周期”时代，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这一点。
Perkins认为，疫情前其实已经出现去全球化趋势，而疫情的出现加快了去全球化步伐。
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自由的商业，全球化的供应链，相对宽松的管制，较小的权力机构，公正的中央银行，以及工人联盟的消失（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
而随着21世纪20年代的到来，情况出现了逆转，疫情突显了全球供应链所固有的脆弱性，俄乌冲突则促使政治联盟更加清晰地分裂成区域性的贸易集团。
全球化减少了通胀，降低了利率，并破坏了员工的活力，而去全球化则意味着相反的变化。
Perkins在文章中指出，此前的时代特征为零利率和价值相对稳定，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用摩根大通的话说，将迈向“高通胀”时代，美国未来10年的通胀率可保持在在3%至4%之间。
同时，Perkins指出，尽管权力机构会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但央妈们可能无法阻止“去全球化和长期通胀”的来临。
鲍威尔、拉加德和贝利是“新自由主义这艘船的船长”，而船的上空乌云密布，甲板下叛乱丛生。
央行们试图以衰退为代价阻止“变化”，但温和的衰退会改变不了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中央银行阻碍结构性的转变，这与去全球化、局部气候变化和“战时经济”相对应…
现有的劳动力短缺+去全球化+结构简单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国防开支和当地气候变化）+居民老龄化=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这将会将破坏能源稳定。
Perkins补充称，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而在许多大型经济体中，可怕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此外，员工/客户似乎比公司更容易受到能源驱动型通胀的冲击。
最后，Perkins总结道：
所谓的“大缓和”已经逝去，将演变成分析师所称的“大动荡”的局面，即“更高的通胀、更高的赤字、更大的宏观波动和轮动更快的商业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