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经说过“那些认为自己不受某些思想影响的实干者，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不夸张地说，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三位获奖者（伯南克、戴蒙德、迪布维格）的理论和他们理论所指导的实践所影响。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三位获奖者的理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理论就在我们身边，影响着很多人的收入，很多商品的物价和全球的经济格局。
所以，这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分量非常不同，其实更合适的颁奖词也许是：“他们的理论指导了宏大的货币实践。”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王曲石、朱鹤、钟益、盛中明、孙子涵
2022年10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经济学家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早在1980年代开始的研究工作，共同表明了防止银行大范围崩溃的重要性，对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我们避免严重危机和昂贵纾困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每个人可能都生活在这三位获奖者的理论和他们理论指导的宏大货币实践的后果中，因此今年的诺贝尔奖份量格外的重。
理论贡献：理解大萧条和金融危机中的银行和央行
伯南克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美联储前主席，他最为流行、最受媒体所关注的学术观点似乎是所谓的“直升机撒钱”。但事实上，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线索：一是关于引发大萧条的原因以及在此过程中银行部门所起到的作用和后来的“金融加速器”理论；二是围绕中央银行职能与货币政策的研究。他在开展这些研究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后来的自己会成为美联储主席，更不会想到这些研究日后会直接指导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行动。如果说伯南克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展现出了“行动的勇气”，此前20余年的学术研究是他勇气的重要来源。
围绕大萧条的研究贯穿了伯南克整个研究生涯。在伯南克之前，学术界对大萧条的主流解释框架源自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中指出，货币供给快速收缩是造成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而造成货币供给快速收缩的主要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因此美联储要为大萧条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伯南克认为，弗里德曼的解释很有启发性，能够帮助理解1929-1930年大萧条是怎么爆发的，但是这个解释显得不够完整。错误的货币政策或许可以引发经济危机，成为大萧条的起因，但无法很好解释为什么大萧条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衰退程度那么大。伯南克（1983）[2]在文章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金融系统的持续瘫痪是导致一场普通经济危机演化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而政府大规模介入经济和金融体系是走出危机的关键。他的逻辑如下：
（1）在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商业银行。当时美国的银行系统主要是中小银行，而这些中小银行非常脆弱，金融恐慌和挤兑很容易在中小银行中传染；
（2）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导致大量借款人难以还款，坏账率飙升之下，银行开始出现倒闭，恐慌开始在银行部门传染并诱发挤兑，导致更多银行倒闭。1929-1933年，美国有一半银行都消失了，剩下的银行也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3）银行倒闭会通过两个机制影响到宏观经济。一是银行由于害怕挤兑而配置更多的流动性更高的资产，减少流动性较差的长期贷款。二是银行的风险偏好会降低，平时能正常发的贷款在危机时期也就不发放了，这就导致银行部门无法正常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最终，伯南克认为，正是由于大萧条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才让经济复苏变得格外困难。直到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通过“银行休假”政策遏制住了银行倒闭风潮，经济和金融系统才同时企稳。但是，在伯南克看来，这依然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失灵的问题。真正促进经济和金融体系走向复苏的是政府大规模介入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政策，包括建立新的信贷机构、为借贷者提供担保等，最终这些措施稳住了信贷需求，促使私人金融机构恢复正常并实现了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苏。
伯南克的这一研究继承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货币主义的衣钵，但又远远超越简单的货币主义，令人信服的展示了银行危机和大规模银行倒闭才是大萧条所以成为大萧条的关键原因，由此（1983）一举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沿着这一思路，伯南克继续了他对金融部门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研究。伯南克、格特勒和吉尔克里斯特（1996）[3]在当时标准的宏观模型中引入了金融部门，也就是著名的“BGG”模型，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展示了金融部门在引发和传导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BGG模型基本采用的是标准假设，同时巧妙引入金融部门，是对传统宏观模型的重要发展，成为了后来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开端。这些文献和洞见的重要性在后来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伯南克另一条研究主线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他是较早坚定推崇央行应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学家之一。后来通胀目标制成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最为常规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更是最早系统性的思考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契机来自他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困境的观察。
一方面，他认为日本央行在1989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前后的货币政策基本没有按照通胀目标制的框架进行宏观调控，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做法。这包括：（1）1987-1989年，日本的通胀压力已经在上升，但日本央行当时过度关注汇率升值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而没有加息。（2）1989年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来刺破资产泡沫，结果引发了资产价格崩塌。（3）1991-1994年，日本的资产价格、银行体系和实际经济在同步衰退，但日本央行仍没有采取足够宽松的货币政策，阻碍了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2000年前后的日本面临“低通胀、低增长和低利率”的经济和政策双重困境，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空间。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当时的日本经济是特例，是日本长期结构性因素叠加后的结果。但伯南克认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依然能够有所作为，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直升机撒钱”。这也是市场称伯南克为“直升机伯南克（helicopter Ben）”的直接原因。“直升机撒钱”的说法虽然通俗，但也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从而产生误解。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严格来说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高度配合。具体说，就是财政增加赤字，用来发钱或者花钱（这就是直升机撒钱的部分），央行同时等量购买对应的国债，实质上是将新增加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人会说，这样难道不怕发生通货膨胀吗？伯南克的答案是，这确实是这个政策的代价，但日本的情况需要的正是通货膨胀。此后，在应对2007年次贷危机时，伯南克将上述思考付诸实践，推出了大量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为稳定危机后的金融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必须指出，伯南克两个研究线索的交集，是他和合作者对资产泡沫和货币政策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研究产生的争议可能远远大于得到的赞誉。伯南克和格特勒（1999）[4]建立了含有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一个小国开放模型，并引入了资产价格泡沫。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检验了央行只关注潜在通胀压力，和同时关注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结果发现，如果紧盯资产价格来实施货币政策的话，那么资产价格下跌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冲击，例如损害投资者信心等，反而不利于经济金融稳定。伯南克和格特勒给出的建议非常明确，即央行应该采取相对灵活的通胀目标制，不用去管资产泡沫。货币政策应该积极且前瞻性的应对潜在的通胀或者通缩压力，以维护通胀预期的稳定。央行不必刻意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除非这种变化已经影响到了通胀预期。而且，在通胀目标制下，央行会在经济扩张期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水平的上升，这本身就有助于抑制资产价格上涨并维护金融稳定。伯南克和格特勒在当年联储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介绍这篇论文之后，他们的结果得到了格林斯潘很高的赞誉。后来，美联储确实只主要关心通货膨胀，并没有太关心资产泡沫。再后来，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说伯南克的研究关注的是银行和银行的挤兑和倒闭在大萧条和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今年另外两位获奖者戴蒙德（Diamond）和迪布维格（Dybvig）研究的则是为什么会有银行挤兑和为什么需要银行？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在1983年的经典文章[5]就试图回答：为什么银行如此重要，却又如此脆弱？事实上，这是他们两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也是为他们这次获奖做出主要贡献的文章。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指出，银行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其商业模式实际上非常脆弱，容易受到挤兑的影响，因此需要有一个机制来避免挤兑。
为什么说商业银行的模式很脆弱呢？首先，作为储蓄者的存款人和作为投资者的贷款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理念冲突：企业和购房者希望融资是长期稳定的，发生危机时他们不会被迫提前还款；而拥有储蓄的家庭则希望获得流动性，能够在发生意外时立即提取资金。
作为银行，它可以通过将风险分散到不同存款者的不同取款时期之间并向贷款人提供长期融资，同时为储户提供流动性。可是，一旦有某种原因导致储户在同一时间都去银行提取存款，比如出现“银行可能倒闭”的谣言，那么银行就会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而为了满足大部分储户的流动性需求，银行不得不提前收回贷款、贱卖资产，由此造成的损失可能导致银行真实地破产。谣言因此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一，银行挤兑的代价高昂。一方面，银行提前收回贷款会导致相关生产和投资停滞，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对银行挤兑的担忧蔓延，导致其他银行“惧贷”“惜贷”，不仅降低市场整体的流动性，还可能扭曲资产的期限结构。其二，银行倒闭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急剧上升。其三，银行倒闭还可能对经济产生持续负面影响。因为银行监督借款人所需的知识和经验也会随着倒闭而消失，而重建知识资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应对这种风险，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提供存款保险或充当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后者只需要政府提供担保来稳定储户预期，并不需要政府实际支出资金。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不仅建立了最为经典的银行挤兑理论模型，更是为中央银行介入金融危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现实中，很多金融机构都存在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错配，这事实上是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银行如果放30年的按揭贷款必须对应吸收30年的定期存款。但这同时也使得金融机构存在内生的脆弱性，即可能发生流动性风险。一旦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风险，中央银行应该毫不犹豫地迅速介入。这些洞见看似直观简单，但真正直面危机时，结果却可能是大萧条和一般衰退之间的巨大差别。到了2008年，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就要面对这样一场考验。
事实上，戴蒙德想得更多。他问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银行这么脆弱，我们为什么需要银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银行吸收储户的存款并发放贷款，但是存款利率往往要低于贷款利率。既然这样，为什么储户不能直接把钱借给有需要的人呢？戴蒙德（1984）[6]用“代理监督”理论解释了银行存在的必要性。
从存款人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存款人无法实时了解借款人的情况，无法避免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即借款人可以声称破产避免还债。而且，存款人直接监督借款人的成本很高，特别是在投资者众多且个体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还容易出现重复监督和“搭便车”问题。由于这样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存款人实际面临的金融风险会非常高，因此需要收取更高的利率来补偿自身承担的风险。因此，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企业要支付高昂的融资成本，且容易出现逆向选择的问题。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银行能通过多元化降低成本，当具有独立回报的贷款数量快速增加时，信用评估的成本将大幅下降。因此，银行等金融中介在监督借款人以确保他们偿还债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既避免了部分投资损失，也降低了融资成本，可以帮助经济更好实现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在戴蒙德看来，这就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存在的最重要意义。
后来，金融行业的发展超越了戴蒙德的想象，确实出现了很多不依靠银行的融资模式，而且似乎既降低了融资成本，还没有明显的道德风险。没有银行似乎真的可以。这些后来被称作“影子银行”的金融创新差点把全球经济拉入第二次大萧条。危机爆发时，美联储的主席正是伯南克。
政策实践：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冲击下宏大的货币实践
2008-2009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破坏金融体系稳定，拖累经济增长。此次危机由美国次级房屋借贷危机引发，其发生的背景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宽松金融监管环境带来资产证券化急剧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以及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延续的宽松货币环境导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危机演变过程是，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创新，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资本市场传递，基准利率提高和房地产市场疲软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7]。随后，流动性危机在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并快速传递至全球金融市场。
真正使次贷危机由一个普通危机转化为一场金融危机，甚至差点演化为又一次大萧条的原因是后来逐步为人所理解的“影子银行”挤兑。当然，因为有了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理论和理论所指导的货币实践，全球只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和深度衰退，又一次大萧条并未发生。
所谓“影子银行”体系是指由形式多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通常包括抵押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投资银行等。这些“影子银行”发挥了同商业银行类似的作用，但是缺乏像存款保险制度一样的金融安全网。因此，“影子银行”体系可能像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研究那样，在金融恐慌中遭遇大范围挤兑，最终导致流动性危机。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美国短期融资市场中回购协议融资市场和商业票据融资市场等批发融资市场发展得异常迅猛。一方面，商业银行发现批发融资具有成本较低、灵活性较强且监管较为宽松的优点，是对存款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影子银行”不具备揽储资格的金融机构（如投行），不得不依赖批发融资，为持有的到期时间长、流动性差的证券获取融资。到危机爆发前夕，美国金融体系对批发融资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被保险存款的依赖。截至2006年底，银行持有的被保险存款为4.1万亿美元，而金融机构获取的批发融资规模则高达5.6万亿美元，其中包括3.8万亿美元的回购协议融资以及1.8万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融资。这些批发融资的撤离和枯竭成了后来“影子银行”挤兑的主要形式。
与传统的银行挤兑不同，“影子银行”挤兑没有排着长队等着取款的人群，但来得更加迅猛和凶险。以雷曼兄弟为例，这家华尔街老牌投资银行的倒闭是次贷危机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雷曼兄弟一边持有大量与次级贷款相关的“有毒”资产，这些资产的底层资产可能涉及数百种证券、贷款，投资者难以对它们的底层资产质量穿透判断。雷曼兄弟一边依靠大量的批发融资，特别是隔夜的回购协议获得融资。如果把雷曼兄弟想象成一个传统银行，它的贷款就是大量难以短期变现，资产质量无法判断的与次级贷款相关的产品，它的存款则是大量期限为一天的大额机构存款。当向雷曼兄弟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开始担心雷曼兄弟的资产质量，一场“影子银行”挤兑就发生了。与传统银行不同，雷曼兄弟既没有存款保险，也无法从美联储获得流动性支持。于是，雷曼兄弟轰然坍塌。此后，“影子银行”挤兑开始波及整个华尔街和全球金融市场。
当时，面对扑面而来的金融海啸时，全世界也许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伯南克更清楚，他必须阻止金融机构像1929-1933年那样批发式的倒闭，否则就会是又一次大萧条，也只有他领导的美联储有足够的弹药能够阻止。只是这次主要的救助对象不再是银行，而是“影子银行”，许多救助工具都要临时创造。在应对完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还需要在已经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刺激经济复苏，这也需要发挥对货币政策的想象力，而伯南克早年对日本经济的思考正好可以用上。在金融危机发生十四年后的今天，很多事情的头绪已经可以看得相对比较清楚。总的来说，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采取了四类措施：
第一，常规货币政策措施用到极致。一是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零。2008年12月15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到0.25%之间。连续开展公开市场操作，2008年累计向市场注入86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二是运用贴现政策注入流动性。2007年8月17日开始至2008年底，美联储将再贴现率从6.25%降至0.15%的水平，并且贴现贷款期限由30天延长至90天。
第二，救助重要金融机构，防止系统性风险蔓延。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主要有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AIG）。2008年3月14日，美联储紧急批准了JP摩根与贝尔斯登的特殊交易，通过JP摩根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2008年7月13日，美联储和财政部联合宣布对“两房”提供救助，允许“两房”直接从贴现窗口借款并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两房”发行和抵押的资产支持证券。2008年9月开始，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共提供了1823亿美元资金救助AIG。
第三，创设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为发生挤兑的市场提供流动性和担保。针对危机中货币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消费贷款支持证券面临的挤兑和流动性紧张，通过创设新型工具为这些市场注入流动性和提供担保，使其从挤兑状态恢复至常态。具体包括：（1）短期贷款拍卖（TAF），2007年12月12日启动，通过贷款拍卖竞标为存款机构提供贷款，缓解短期融资市场资金紧张；（2）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7年12月12日启动，提供国际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3）短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2008年3月11日启动，美联储用自身高流动性财政债券交换一级交易商流动性较差的抵押证券，缓解资产抵押债券持有者融资困境；（4）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PDCF），2008年3月16日启动，允许一级交易商像存款类机构一样通过贴现窗口向美联储借款，为投资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并降低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与财政债券之间的利率差；（5）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MLF），2008年9月19日启动，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贷款；（6）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2008年10月7日创设，为商业票据发行人提供流动性支持；（7）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MMIFF），2008年10月21日创设，通过设立特殊基金和向SPV注资，购买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出售的金融工具，直接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8）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2008年11月25日创设，向消费及小额贸易贷款支持的资产担保证券持有者提供贷款。
第四，开启非常规货币政策，应对通缩风险。主要通过两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也就是俗称的量化宽松。2008年11月，美联储宣布购买高达1000亿美元的政府支持企业债券和5000亿美元抵押支持证券的计划。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在此后6个月内购进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增加购买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共计1.25万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两房”债券（共计2000亿美元）。即通过大规模证券资产购买，压低长期利率，刺激住房、汽车和资本投资的需求，以提振经济。第二个工具是一种沟通策略，被称为“公开口头操作”（open-mouth operations）。说服公众和市场，使他们相信美联储将把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这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因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证券利率的预期。2008年11月底，在美联储刚刚宣布大规模收购证券的计划，还没有进入实质操作阶段时，抵押贷款利率就开始下降了。
事后看，这些政策看起来次序清晰，各有各的逻辑。首先是把常规货币政策用到极致。在面对“影子银行”挤兑的危机时，一边救助系统重要性机构，一边为相关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或者提供担保，及时制止了挤兑的蔓延。此后，在常规货币政策空间用尽的背景下，开始创造出“量化宽松”这样的工具“撒钱”。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三位获奖者此前的研究和积累，也许2008年危机发生时，连问题发生的原因和性质都未必能判断清楚，应对就可能是错误的。大萧条时的美联储，不正是因为相信当时流行的“真实票据理论”，从而一错再错的吗？（☞如果没有大萧条，谁又能说美联储是错的呢？）当然必须指出，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间和之后的政策仍然是充满争议的，比如说美联储对危机的爆发有没有责任，是不是过于放任资产泡沫和没有更加重视金融风险？美联储在危机中是否过于关注华尔街而不够关注普通人？美联储在危机后采取的量化宽松是不是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并对别的国家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这些争议可能还要持续多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第二次大萧条没有发生，美联储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金融市场的恐慌和震荡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危机期间。2020年3月9日至18日的连续8个交易日内，美国股市发生了4次熔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进入3月后的两周左右，就下跌了超过30%。美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这一次，美联储的反应非常迅速，原因是2008年已经经历过一次，许多工具是现成的。因此，这一次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而伯南克早年提出“直升机撒钱”的设想竟然也真的付诸实施。
第一，加快用尽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在2020年3月3日、15日，分别降息50、100个基点，直接重回零利率。这次降息速度之快超过市场预期，一度使得市场担忧后续政策空间将不足。但是从后面的政策进程看，美联储加快用尽常规政策的意图或许是为了更快地使用非常规工具。
第二，迅速同步重启量化宽松和2008年的一系列救市工具。3月15日，美联储用完降息空间，宣布重新开启量化宽松(QE)，增加至少5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购买和20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购买。并将准备金率降至0、延长对银行的贴现窗口工具期限、降低银行贴现窗口工具利率，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3月17日、18日，美联储重启2008年危机时期的一系列救市政策工具，包括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PDCF）、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MMLF)、商业票据货币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和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等，进一步为非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第三，推出无限量化宽松，创设新的流动性便利工具。3月23日，美联储推出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资产的购买额度不再设限。还创设了新的流动性便利工具，以支持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流动。包括用于新发行债券和贷款的一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PMCCF)和为未偿还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SMCCF)，这两项便利主要面向投资级公司及其债券。
上述政策从计划出台到实行，前后用了不过3周时间，到了2020年3月底，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就已经基本平息。美国尽全力先稳定金融机构和全市场的流动性、避免金融体系出现危机的目标基本达成。
这之后，美国宏观政策开始针对疫情冲击下的实体经济和居民部门进行历史级别的大规模纾困。美联储宣布提供高达2.3万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包括：1）创设薪资保障计划流动性便利(PPPLF)，通过向参与薪资保障计划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便利，支持小企业融资，以保障雇员被继续雇用。2）创设主街贷款计划(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主要面向在新冠疫情前财务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为其提供四年期贷款。3）建立市政流动性便利(MLF)，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应对由新冠疫情引起的现金流压力，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高达5000亿美元的贷款。同时，美国在2020年3-12月先后共推出五轮财政刺激法案，总金额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直接用于居民部门的额度就占到了27%左右。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程度空前密切。根据中国银行的统计，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国国债累计发行3.65万亿美元，美联储增持规模约占国债发行总额的62.7%。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配合，向企业和家庭发钱的政策不正是伯南克早年提出的“直升机撒钱”吗？
当然，与2008年一样，这一轮的美国宏观政策虽然避免了在疫情冲击下发生破坏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其后遗症也非常明显。美国此后发生的高通胀和美联储今年开始的急剧加息正在给全球造成重要的影响，全球正面临滞胀风险（☞工作论文|为全球滞胀到来做好准备）。
凯恩斯曾经说过“那些认为自己不受某些思想影响的实干者，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不夸张地说，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三位获奖者的理论和他们理论所指导的实践所影响。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三位获奖者的理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理论就在我们身边，影响着很多人的收入，很多商品的物价和全球的经济格局。所以，这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份量非常不同，其实更合适的颁奖词也许是：“他们的理论指导了宏大的货币实践”。
注释：
[1] 弗里德曼, 施瓦茨巴曙松, 王劲松. 美国货币史 : 1867-1960 :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1867-1960[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BERNANKE B E N S.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3): 257-276.
[3] Bernanke B, Gertler M, Gilchrist S.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78(1): 1-15.
[4] Bernanke B, Gertler M.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J]. Economic Review (Kansas City), 1999, 84(4): 17-17.
[5] Diamond D W, Dybvig P H.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3, 91(3): 401-419.
[6] Diamond D W.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4, 51(3): 393-414.
[7] 张明. 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J]. 银行家,2007(09):98-101.
本文作者：CF40研究部，文章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原文标题：《他们的理论指导了宏大的货币实践——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