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10000公里外的非洲热土，不再仅仅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还因为气候议题而变得更加亲密。
非洲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同情的气候受害者。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口占到了世界的11%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只有2%。放眼整个非洲大陆的碳排放量也不到全球的4%。
然而，大部分观测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却成为气候风险的最大承受者。
东非热带高原的冰川在消退，西非河流水力发电在减少，热带非洲水域的珊瑚礁在退化，乞力马扎罗山的野火事件在增加，卡里巴湖水库的渔业生产力在下降……
过去几十年，气候变化给非洲的水资源、农业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
非洲开发银行最近发布报告称，由于气候变化，非洲大陆的人均GDP增长损失了5%至15%。但根据国际环境署的统计，这些最不发达国家每年获得的气候适应资金，还不到非洲各国政府目前支出的3%。
中国很可能是非洲气候难题的最大援手。
责任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宏大格局中，非洲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地区饥饿人口占到了2/3，比例居全球之首，世界上30个急需粮食捐助的国家中，非洲就有20个之多。非洲本身要承载这么多人口的课题就极具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使本就脆弱的非洲农业生态系统更加不稳定。从2012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化，非洲营养不良的人数增加了45.6%，截止2020年非洲有2.8亿人挨饿，比2019年增加了4630万人。
一些非政府机构将矛头指向富裕国家和利益集团。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近期报告称，如果富裕国家迫使化石燃料行业为其碳排放造成的损失买单，其实可以轻松弥补低收入国家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在过去20年里，55个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经济损失总计超过5000亿美元，但同期化石燃料行业的利润足足是这一损失的约60倍。
根据乐施会的报告，六家石油巨头2022年上半年的利润足以抵消同期低收入国家因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所遭受的经济影响，甚至还有700亿美元的剩余。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指摘能够得到回应的可能性很低，非洲困境最大的破局点还是在于国际气候援助。
呼吁
据非洲经济委员会下属的非洲气候变化政策中心统计，气候变化对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影响，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和4摄氏度，会使非洲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下降2.25%和12.12%，其中西部非洲、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比南部非洲、北部非洲负面影响更严重。
非洲开发银行报告称，从2020年到2030年，非洲大陆需要多达1.6万亿美元来限制气候变化和适应已经很明显的不利影响。
该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文·奇卡·乌拉马还表示，非洲每年面临约 108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缺口。
为了争取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气候援助，非洲已经站到了积极呼吁的最前线。11月初，COP27将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沙姆沙伊赫登场，作为暖身，10月3日召开了非洲气候大会。
COP27是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埃及被认为是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所以将自己定位成非洲的利益捍卫者。
根据《卫报》报道，在5日的会议中，COP27的埃及特別代表阿布尔马格抨击，富裕国家不遵守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冲击的协议，而这笔款项是在2009年COP15上承诺的。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还强调，提供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的资金必须成为COP27的优先事项。
“对非洲的气候援助长期处于‘口惠而实不至’的状态，《巴黎协定》约定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援助1000亿美元气候基金，目前仅到位100亿美元左右，而援助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没到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如是说。
据悉，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电力非洲”和“非洲青年领袖倡议”计划，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同样出现了被搁置的情况。
中国的援助
相比之下，作为最大的新兴捐助国和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对外援助一直在增长。2013年至2018年，中国约44%的对外援助是针对非洲的，共计1200亿人民币。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并在埃塞俄比亚、埃及实施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试点项目。
早在2006年，中国颁布第一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中非在气候变化、水资源保护、防治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2015年颁布的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还明确气候援助将成为中国对非援助的重点领域。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在非洲大幅度推进实施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援助项目，重点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作、荒漠化防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提出为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援助项目。
据悉，当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涵盖45个非洲国家，并与非盟《2063年议程》对接。202年，由中方发起的“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也特别关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
中国、欧盟的联手，也为三边气候合作带来机会。
“欧洲国家是主要的传统捐助方，中国是新兴捐助国，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和欧盟有可能在支持气候方面进行竞争，因为双方在市场份额、资源和技术方面都占领先地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竞争，比如非洲的锂、钴和铜，因为它们在全球能源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合作机会也是巨大的。”英国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沈威对华尔街见闻解释。
2019年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中国和欧盟共同推进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的践行，并计划将合作聚焦于关切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情况。
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即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三年一次的部长级伙伴关系平台上，还宣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气候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了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作用。
技术输出
另一方面，中国的援助并不仅仅是置于宏观的地缘叙事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顺利运转需要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四个轮子的共同作用，而“技术”层面中国经验的输出可能会带来真正的落地实践。
据Aid Data 统计，2010—2013年中国在非洲实施了156 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60个项目是农业技术援助，占总项目数的38.5%，覆盖33个非洲国家。中国在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 1500 多家农户提供玉米密植增产技术培训，使当地玉米产量平均提高2到3倍。
在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举办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专题培训班40余期，服务近千人次。
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19个非洲国家建成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10个非洲国家实施农业南南合作项目，开展了 300 多项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活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康晓分析，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属于横向援助，即发展中国家间援助，不同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纵向援助。
“因此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需要考虑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要，即共同发展。伴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大，这根本上源于新兴经济体不断积累的发展经验和能力，能够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使全球气候治理从‘富人的游戏’变成富人和穷人共同关注的公共性议题。”
对于正在努力实现电气化的非洲国家来说，中国在实现能源普及方面的经验也有潜在的价值。
康晓还提出，气候观测是适应气候变化威胁的前提，在获取准确观测数据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对气候威胁的预警，但非洲国家在这一方面能力尤为脆弱，未来也可以是中国技术输出的重点领域。
“比如说更新已有观测站的技术水平，增加建设新的观测站，帮助培训相关人员，同时也加强非洲国家气候灾害预警系统建设，特别是非洲海岸、极度干旱区和洪涝区国家，帮助它们提升对海啸、飓风、热带气旋等气候灾害天气的预警能力。 ”
中国在气候灾害预警的卫星技术、遥感技术，提升城市综合防灾能力的5G、智慧城市等技术，农业适应干旱和洪涝 灾害的现代农业技术等方面都有先进的经验，可能为发展导向型的适应气候变化援助提供参考。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非洲和小岛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服务方面的能力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是最大的，41%的非洲国家气候服务能力处于基本或低于基本水平。尽管覆盖了 1/5 的陆地面积，但非洲的陆地观测网络是所有大陆中最差的，只有世界气象组织要求最低密度的1/8，且只有22%的观测站完全满足全球气候观测体系的要求。
该份研究也特别指出，虽然非洲是接受气候适应资金最多的国家，但是在气候信息与服务产业链的多元要素方面仍然存在差距。现在非洲国家需要的能力提升包括加强可持续观测网络的建设、详细的规划和资源分配、人力资源开发和训练、数据存档和传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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