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钰什对本文数据采集与分析亦有贡献）
如果听到COP2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上传来的新消息，哈扎米或许会蹦跳着在异常泥泞的稻田里丢开锄头。
他的家在孟加拉国，位于世界上两条最大的河流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冲刷而成的三角洲洼地。
哈扎米的两个儿子现在还喜欢光着身子在烂泥塘里打滚，但他不得不担心不久的将来，洪水就会淹没他们的头顶。
距离哈扎米家乡十几公里开外就是著名“苏达班”：一片一直保护着沿海村民免受大规模飓风袭击的红树林。在可预见的几十年间，海水极有可能完全吞噬这位守护神，5000万孟加拉人将因此流离失所。
这些都是通过村里唯一一台电视机听来的噩耗。这个国家的女总理不止一次地在镜头前表示对气候变化的忧心忡忡，并且将这种情绪传染给了向来顺从天命的国民。
她不是一个惺惺作态的政客，而是一直为了改变孟加拉人的命运而努力。孟加拉不仅是第一个制定气候行动计划的发展中国家，还曾设立过一个3亿美元的气候变化信托基金。
“但我们太穷了，没有钱一切都不可能，对吗？”哈扎米代表了许多普通孟加拉人的想法。
相比那只宏大的气候怪兽，他们还被困在对粮食和疾病的微观而日常的恐惧之中。
所以，COP27几天前达成的为气候脆弱国家建立专门的“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协议，对哈扎米们来说才如此重要。
气候金融，既是看得见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道义的体现——永远不应该让一个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0.56%的国度孤独地承受亚特兰蒂斯的苦难。
当人们无法跨越地缘和认知茧房，真正对气候灾民的困境感同身受，至少可以为他们送去修复家园所需要的钱。
但是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如何理解气候金融的“元问题”？
在展开积极行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才是气候金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定义看上去非常清晰：气候金融是一种来自公共、私人或其他资金渠道的融资方式，用于支持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或者对气候变化敏感脆弱的地方、国家和跨国区域，减缓气候变化和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但当落实到怎样衡量和报告气候金融活动的具体问题上，情况却变得复杂起来。
“至少有四方面原因导致了我们想识别有效的气候金融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可持续金融科技工作组专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钰什对华尔街见闻分析，“如何准确地确定有多少资金用于减缓气候变化、提高气候适应性和气候韧性倡议？如何衡量不同的去碳化干预措施的相对有效性？如何评估哪里的投资需求最为迫切？如何获得真实的数据？”
上述四个难题的共识缺失，让气候金融的行动蒙上了一层阴翳。
比如，由于统计方法和标准的不一致，导致一些资本流动没有被归类于气候金融活动，即使这些资本流动也提供了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或者适应气候变化以提高气候韧性的效益。这大大增加了评估和衡量工作在科学上的模糊性。
再比如，转型金融活动是否同样应该纳入气候金融的范围？不符合气候金融指标的流动，如对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有直接影响的金融行为，是否也应该纳入管理的范畴？这挑战着对气候金融定义边界的不同理解。
每个人似乎都能理解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一定是一种跨国别的行为，然而在微观层面上，即便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数据的流动都很容易“触礁”。
“例如农业、林业、其他土地利用和渔业（AFOLU）部门对全球近20%的排放负责，却维持了相当低的气候融资水平，因为这些关键部门缺乏来自私营部门的气候投融资数据，很难跟踪气候目标的进展。”陈钰什告诉华尔街见闻。
气候金融该如何分类？
至少在当下，人类似乎不得不蒙着一只半透明的眼罩向前狂奔。
好在方向还是清楚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弯弯延延的跑道通向何处：我们可以通过资金的注入来延缓“苏达班”这样的红树林毁灭的时间表，或者帮助哈扎米这样的气候难民适应新的气候和环境。
在全世界，如此这般胆颤心惊地生活在气候脆弱地带的人口超过了20亿。
所以，对于气候金融的分类也是可以确定的：一类是减缓气候变化融资，另一类就是适应气候变化融资。
这也吻合了UNFCCC的官方定义。“减缓气候变化融资将有益于促发大规模的投资以大幅减少排放，而在提高气候适应性的议题上，同样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UNFCCC关于气候金融的简介中这样写道。
哪个才是气候资金的优先项？
过去数年间，用于减缓气候变化融资的资金始终将用于适应气候变化融资的资金远远抛在身后。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CPI）2021年的数据显示，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超过气候融资总额的90%。
减缓气候变化融资主要由可再生能源主导，占总资金的近70%。可再生能源部门成为一个成熟且具有竞争力的部门，因为其投资回报率是化石燃料的7倍之多。
低碳交通则是最近五年来增长最快的气候变化减缓方案，由于投资规模和商业可行性而吸引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资金。
不过，两者近两年的增幅差距却让适应性金融很可能成为龟兔赛跑中的那只“乌龟”。
数据表明，去年适应气候变化融资的资金增加了近53%，年均增长率为16.7%。相形之下，减缓气候变化融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6%。
适应资金既包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也包括政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支付本国境内的气候变化影响而投资的资金。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二工作组报告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的第56届会议（SB56），都强调了提高长期的气候适应性工作的重要度，增加适应性金融的比例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项。
“适应资金的优先级变高并不意味着人类放弃了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而是因为过去基本只投向减缓项目，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无论我们的决心多大、力度多大，全球升温的速度一下子降不下来，我们已经进入气候危机的时代，现在人们终于意识到两者需要并重，甚至更应该为提高气候适应性的项目提供优先支持。”陈钰什对华尔街见闻解释道。
在COP27上，提高气候适应性基金也获得了新的认捐，总额超过2.3亿美元。这些认捐将帮助更多的气候脆弱社区通过具体的适应方案来提升气候韧性。
而此次为孟加拉国之类气候脆弱国家新建的“损失和损害”基金也是为了帮助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资金缺口到底有多大？
现有资金对于应对温升1.5℃的气候使命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被称为“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的共识强调，全球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预计每年至少需要4-6万亿美元的投资，而提供这样的资金就需要迅速和全面地转变金融体系及其结构和程序，让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其他金融行为者都参与进来。
在陈钰什看来，来自私营部门的减缓气候变化融资格外缺失。
CPI报告显示，过去十年的气候融资增量中，私营部门承担了大约一半，但其年复合增长率只有4.3%；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在2011-20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1%。私人气候融资远未达到低碳转型所需的规模和速度，必须迅速扩大规模。
“减缓气候变化融资大部分都是通过公共机构，如多边银行和国家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最主要的部门包括水和废水管理、农业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门和其他交叉部门。”陈钰什对华尔街见闻补充道。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所在地区受到的气候融资压力似乎让其陷入恶性循环的迷局，因为正如哈扎米的故乡孟加拉国一样，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气候灾国。
从现有资金分布来看，75%的气候融资集中在北美、西欧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要由中国领导），76%的气候融资是在国家内部筹集的。
据非洲开发银行称，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造成经济冲击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仅非洲每年就面临约108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缺口。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金融问题专家最新报告也指出，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每年需要花费约1万亿美元（占GDP的4.1%，而2019年为2.2%），到2030年每年需要花费约2.4万亿美元（占GDP的6.5%）的资金来实施气候行动。
其中，到2030年这些国家所需资金中约有多达1万亿美元必须依赖外部融资，包括来自投资者、发达国家和多边机构的援助融资。
在2009年哥本哈根COP15上，发达国家曾“承诺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但这项来自富国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
当时“1000亿美元”的依据是来自气候公约秘书处2007年发布的技术报告，根据当时的估算，2030年发展中国家减缓方面的资金需求为920-960亿美元，适应方面的资金需求为280-670亿美元，远低于现在的数字。
棘手的是，即便“富国”亡羊补牢，恐怕也仅能满足气候资金缺口的1/10。
为了填补缺口，调动公有资金对于气候金融的承诺之外，必须撬动更多的私有资金参与。“比如强化碳市场的市场属性，开发更多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的项目，促进影响力投资在一级市场方面的发展等等。”陈钰什如是说。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面对资金的巨大缺口，人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不同维度的解决方案。
这就好比1000年前的人类无法想象，除了找一些能跑的马来接力，还能怎样给地球另一头的人送信。他们只会烦恼怎么带上成千上万斤食物，如何管理好马队。
也许气候议题也在等待科技方面质的飞跃。
New Energy Nexus认为气候金融技术是气候变化、金融和数字技术的交叉点。这些数字创新、应用和平台可以作为关键的金融中介和所有追求去碳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媒介。
陈钰什表示，气候金融科技应该是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驱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机制，“通过气候金融科技带来的双轨转型——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转型，可以重新调整金融部门的价值导向和释放数字技术带来的潜力，进而实现多元价值的追求，而不仅仅是财务指标。”
或许当人们探讨气候金融科技的定义时，首先应该意识到，要素的变化才是推动气候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
数据要素具有可共享、可复制、可无限供给等特点，可以打破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制约，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对推动经济增长更具倍增效应。
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物联网和遥感技术，正在帮助金融机构进行地理空间映射，并开发特定气候贷款与气候风险保险产品。
除了加强和透明地披露监管者和投资者面临的金融风险外，这些技术还有助于帮助用户在监测贷款组合方面做出知情决定。数字技术的加入也提高了气候金融市场产品的可比性，以及借款人对供应链气候风险的理解。
使用大数据处理并通过SaaS和云平台进行整合，气候金融科技公司可以提供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综合分析，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尽职调查和分析。进而为企业提供非财务数据的评估和更为全面的估值，并为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定价。
利用金融技术解决方案实现贷款和税收激励结构的数字化，也可以缓解气候投资的债务融资交易结构。
一些基于纯数字模式提供银行服务的“新银行”已经开发出具有积极环境影响的产品，如购物的碳足迹追踪、购买物品的碳抵消机制等。
涟漪效应则是调整资本流向可持续投资，将投资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并资助向低碳经济的公正过渡。
“未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可能有三个。”陈钰什对华尔街见闻表示。
第一，以数字化的方式将科技支持气候金融的业务发展和监管合规的因素融入整个金融服务体系当中，形成的集成创新可以大幅提升气候数据的可得性、可获取性以及气候金融的及时性和普惠性；
第二，从基础设施来看，以碳账户、碳普惠、绿色项目库为表现形式，气候金融科技也正在实现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功能；
第三，气候金融科技可以应用于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对可持续发展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支持上。引导私人资本更多的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对适应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支持。
不管怎么说，面对气候变化的沉重议题，人类只能被迫负重前行。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有权剥夺下一代人生存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