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恢复消费上下足功夫，一方面防止疫情冲击带来消费过度回落，另一方面要通过救助保证消费秩序稳定，同时也要在社会经济秩序走向常态化后，配合消费刺激政策加速恢复。”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近日接受中新经纬专访时如是说。
日前举办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3年，提到“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新的一年，促进消费恢复要不要发现金补贴？房地产市场是否要出台超常规的政策？明年会不会进一步降准降息？针对上述热点问题，刘元春在专访中分享了最新观点。
以下为采访对话实录(略有编辑)：
谈扩内需：消费刺激政策下一步要向现金直补等方向转变
中新经纬：202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请问你怎么看消费的恢复节奏？明年上半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刘元春：消费的恢复取决于多个因素：第一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度过这个流行期，能在此期间管控好社会秩序，使特殊人群得到相应的救助和相对稳定的物资供应。第二，在疫情平稳度过高峰期进入常态化后，能否很好地配合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出台相应的消费刺激政策。第三，能否寻找到新的消费场景，通过消费补贴和刺激政策来使消费加速恢复。第四则是整个市场主体对于未来的信心逆转，这主要在于能否通过一揽子稳增长政策在保就业上取得进展，因为没有就业，一些增量人群就没有收入。
由此来看，我们认为由于疫情高峰期的来临，明年一季度消费还会处于低迷状态，很难在各地疫情轮番达峰的情况下，出台整齐划一的消费刺激政策。明年二季度将是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要及时进行政策研判，使政策与各地疫情高峰期的轮转相匹配。二季度消费可能会产生报复式增长，但由于整体经济尚未恢复到常态化，所以即使出现消费井喷，但也是结构性、暂时性的状态。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恢复消费上下足功夫。
我们也须知道消费是慢变量。消费的大量下滑不仅跟疫情有关系，也跟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消费刺激政策不仅要与疫情政策相配合，同时要与房地产调整政策相配合。
中新经纬：谈及消费刺激政策，过去各地通常是发放消费券等，现在有讨论提到建立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居民的机制，或者直接发钱。对此，你怎么看？
刘元春：过去扩内需的主体在扩投资中，以市场主体保就业作为其落脚点，在消费刺激方面的政策实际是偏少的。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意味着整个扩内需战略出现了调整，从保主体向保消费方面转变。
保消费不仅是发放消费券，会议提到要扩大消费能力，即是中央财政资金要以居民收入作为落脚点来进行转移性支付。支付可以通过几种途径，第一是筑牢民生“底板”，对特殊人群进行各种补贴。第二是发放消费补贴基金，也就是发钱。第三，由于不同地方，消费文化和疫情高峰期不同，因此中央要授权地方在消费政策上进行创新，结合具体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消费场景和消费补贴政策。
所以，下一步消费刺激政策要从以往的地方政策向中央的直接消费刺激政策转变。其次是从具有限定性的消费券向现金直补的方向转变。再次是进一步扩大结构性消费，比如过去更多是汽车消费，现在主要是房地产消费、绿色消费，以及围绕新能源新技术的产品来打造相应的消费场景，所以消费刺激政策是多元的。
谈房地产市场：需求回落短期内无法恢复，要出台更多的政策
中新经纬：你提到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抓手。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是否有必要再出台一些超常规的政策？比如进一步降低北京等核心城市首付比例等？
刘元春：稳房地产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的“三支箭”、金融支持房地产的16条措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举措等，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政策是为了防止出现社会危机和流动性危机，而不是真正全面去促进房地产的复苏。因为复苏最终体现在房地产销售上。目前，由于疫情、经济、预期以及战略调整等因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出现了大幅回落。这种回落并不是短期就能恢复的，并且在短期内依赖一两种工具来恢复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加大房地产的政府投资力度，同时在保障性住房方面，对于解决中低端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国家应该出台一揽子方案，使这些人群的消费真正能融入到城市，真正敢花钱能花钱。政府应拿出相应的政策性资金来进行存量房的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性地解决农民工和城镇新增人口的住房问题，从而推动在购买住房之后的装修、家具等耐用品的消费。这是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我们尽可能快地进行制度设计。同时，也要出台一些中长期的基础性改革政策，比如说住房银行制度、REITs的设计，税收体系和土地供应制度的调整。
对于各个地方是不是要进一步地降息、降低首付比例以及放宽限购范围，我认为全国各个城市还是具有差异性。目前来看，一线城市要想全面解除限购依然还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需要因城施策。房地产调整在2023年还是相对中期的范畴，而不能短期化。同时，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多元的，需要的工具更是多元的，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更大的视角来进行房地产纾困政策的设计，而不能简单依赖于某工具来解决整体性问题。
中新经纬：本次会议也提到要“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怎么理解这种新发展模式？
刘元春：房地产新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实现以下几大转变：第一，要从高流转高收益的模式向开发运营服务一体化的常态化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以往希望通过房地产杠杆化金融化的投资来挣快钱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第二，房地产要从过去单纯的增量开发的时代，向增量与存量并举、出租与销售并举的模式转变。
第三，要从高负债向房企资产负债表相对平衡、股债多元化的模式转变。因为整个社会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足以支撑过去利用高杠杆、高负债、高流转产生高收益的经营模式。
第四，要从市场单轨化的运行模式向政府与市场双轨并行的模式调整，也就是从过去的中国香港模式向新加坡模式转变。
第五，要从过去土地垄断，以土地价格决定的时代，向土地多元化供给以及房地产价格多元成本决定的时代转变。过去，大家经营房地产很大程度上在土地“招拍挂”上面，各级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来完成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随着未来土地供应模式多元化，尤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符合规划的可以直接入市，这些变化会导致土地成本在决定房地产成本的模式发生变化，过去囤地的这种盈利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第六，房地产资产金融化经营模式发生变化，房住不炒的战略会进一步地落实，最终回归到居住服务本位化的新阶段。
因此，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是抛弃过去以土地为基础，高流转、高杠杆、高风险的经营模式，向以居住服务的供给为基础，以多元化供应渠道和多元化经营的模式转变，当然这个转变会是一个过程。
谈平台经济：在过去规范的基础上解决资本发展的顾虑
中新经纬：本次会议针对民营经济提到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不正确的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刘元春：首先“两个毫不动摇”要从理论上说明白，要从制度和法律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落实下来，使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证，同时也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会议再次突出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这里不仅是要在中央的政治文件上面得到体现，要在制度体系上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的监管、投资和发展案例上得到明显体现。这里释放的信号是多元的，重要的是要改变过去思想上的混乱、理论上的错误理解，以及实践上的失范状况，使民营经济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保障下安心经营，使民营经济的内生动力真正地点燃，从而改变过去资本躺平的状况。
中新经纬：从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再到本次会议充分肯定平台经济的作用，怎么理解这种变化？
刘元春：首先，为了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从2015年的金融整顿，到2020年资本无序的整顿，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制度体系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所以今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我们要理解，不同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和任务不一样。
其次，平台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也是未来的支柱性力量。过去这些年，平台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从而体现了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上的竞争力，以及应对各种风险的弹性和韧性。毫无疑问，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创新发展方面要依赖平台经济，因此从今年1月份开始，中国已经在相应的领域放开，鼓励平台经济进入到核心环节，到创新驱动的战略领域，同时也鼓励平台经济在解决就业、国际竞争上发挥新的作用。所以这个变化是我们前期对于资本整顿一以贯之的产物，因为不可能永远整顿下去。同时，当前经济已经出现了萎缩，需要平台经济站出来，带领中国经济在相应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
因此，这个变化是必然的，我们不可能为监管而监管，为整顿而整顿，一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平台经济在海外进行上市融资的这样一些信号，不是我们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在过去规范的基础上，要给予平台经济内生的动力，解决平台资本在发展中的顾虑。
谈货币政策：明年或存在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
中新经纬：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中国始终保持着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明年中国通胀率是否会出现明显上升？
刘元春：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通缩的压力，而不是通胀。同时，明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当然，由于各种结构性变化以及外部冲击，一些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因素可能会出现。比如粮食可能会受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粮食价格冲击很大，以及极端天气等很多不确定性。不过，中国的供应非常齐备，供应能力也很强大，因此明年虽然货币供应量会有所提升，但不存在通货膨胀，在成本冲击和需求拉动等方面都尚无明显诱因。
中新经纬：本次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等，请问如何看待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会不会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
刘元春：首先货币政策总量上是稳健的，这里的稳健是与名义GDP的增速相匹配的。由于明年整体经济是复苏态势，我们预计明年GDP增速应该在5%-6%的区间，因此明年名义GDP增速将比2022年的增速要提升接近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M2和社融的增速在明年会提升1.5个百分点左右，对于支持流动性是非常充分的。
其次，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这意味着要在结构性方面进一步加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准的主体是小微企业、绿色发展以及创新驱动的重点项目。货币政策要配合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实施。因此，货币政策从结构上讲将更加精准，总量上讲更加有力度。由于明年银行也还会承压，因此降准的空间是全面存在的。
此外，由于美元指数出现放缓、人民币相对稳定，国际资本流出的压力可能有所放缓。而国际快速加息的浪潮已经过去，因此明年中国也不排除存在一定的降息空间，当然举措的实施会有一定的相机决策性。
作者：马静，来源：中新经纬，原文标题：《大咖连线|专访刘元春：消费刺激政策要转向现金直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