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有效加强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支持，以扩大内需、稳定宏观经济和基本民生，是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提出一个“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方案，即通过企业新增就业奖补政策和对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职工根据工作收入按比例提供一定补贴，同时实现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的目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行着有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特征的补贴制度，如美国的收入所得税抵免、英国的工作税收抵免和法国的工作奖金等。
本文提出的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方案，综合财政成本约为3000亿元/年。仅需运用较少的财政资金，就可以相较于其他政策更精准地促进就业和支持消费，同时避免“养懒人”效应。并且，该政策能够通过个人所得税APP等现有税收基础设施实施，直达微观主体，可操作性强，可以作为现有稳就业和促消费政策的一个有益补充。
一、稳就业、促消费仍需针对性政策支持
目前，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各地陆续度过感染高峰，经济形势正朝向常态恢复。但考虑到国际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外部需求呈下降趋势，加之此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已给部分企业和家庭造成了较为严峻的现金流甚至资产负债表问题。当前就业形势依然面临挑战，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恢复速率仍有待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就业难度较大，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6%，高于5.5%的目标水平。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虽超额完成目标任务，但低于2021年1269万人的新增规模。青年群体就业压力突出，2022年第四季度，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均值为17.2%，比2019-2021年同期均值分别高出4.9、4.5和3.0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资产负债表受损也还在制约着消费增长。受疫情影响了三年的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部门的长期预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最终消费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2022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商品零售累计同比仅增0.5%，较2020-2021两年平均增速还要低3.4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全年累计增速为-6.3%，较2020-2021两年平均增速低6.5个百分点。
增加就业和促进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途径，更是关系到众多家庭的重大民生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考虑既运用宏观政策工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从根本上为就业和消费增长提供支持，还需要考虑进一步出台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政策稳就业、促消费，从而达到保障民生的目的。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政策选项。
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国际经验
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个人工作收入越高，国家支付的补贴越少，当个人工作收入超过某最低水平时，国家不再向个人支付补贴。
与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前提通常是要求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该政策思路最早是在1940年代由英国的朱丽叶·里斯·威廉姆斯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曾倡导推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以规避当时美国各种复杂福利制度的“养懒人”效应。
如今，有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特征的补贴制度已经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长期实行。例如，美国的收入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就是非常典型的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在2021年度，以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纳税人为例，在年收入低于14950美元时，每多挣1美元，美联邦政府就补贴45美分，最大补贴额为6728美元。当年收入处于14950美元-19520美元之间时，这个人都可以领取6728美元的补贴。但当这个人的年收入超过19520美元时，每多挣1美元，领取的补贴减少21.06美分，直到年收入为51464美元时，这个人拿到的补贴为0。2020年，有超过2500万美国纳税人获得了收入所得税抵免，平均每人得到补贴2411美元。
英国的工作税收抵免（Working Tax Credit）对低收入且每周至少工作16小时的人群（或者家庭）根据具体情况发放一定金额的补贴。在2020-2021年度，基础补贴3040英镑，夫妻或者单亲补贴2045英镑，工作每周满30小时还有825英镑补贴，残疾人补贴3220英镑，重度残疾额外再补贴1390英镑。
法国的工作奖金（prime d'activité）对于有职业但是收入较低的人群发放工作奖金，以提振收入，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越高奖金越少，收入超过了一定水平就不再享受奖金。
三、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一个简单方案
本文提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方案，有六个基本考虑：一是有助于创造新增就业；二是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三是激励相容，不养懒人；四是财政负担可控；五是易于实施；六是符合国情。
方案由对企业和对个人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企业新增就业奖补政策，企业每新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按我国每年需新增约1100万就业测算，若新增就业奖补的标准为各地最低生活保障发放标准，这一政策的财政成本约996亿元/年。该政策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是减轻企业新增用工带来的成本压力，鼓励企业新增岗位、吸纳就业。因为即使按照2000元/月的最低工资测算，考虑到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比例，新增一个岗位，企业最低的支出就达约2700元/月。新增就业奖补政策可以为企业创造就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
二是减少低保支出。我国已经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7-2019年，全国低保支出基本稳定在1450亿元左右，2020年高增到1680亿元，预计2021、2022年的低保支出也将继续保持在此水平上。如果有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许多人就可以依靠工作而不是低保生活。这也是把企业新增就业奖补政策的标准设为和低保标准一致的基本考虑，因为如果没有新增就业，就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依靠低保兜底生活。
第二部分为负个人所得税政策，财政成本约2091亿元/年。具体而言，仍按照现行的个税征管制度计算居民综合应税所得，即：居民年度应纳税综合所得=实际综合所得收入-费用扣除标准-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当计算出的居民应纳税综合所得小于0时，仍按照一定税率计算所得税，但由于此时计算出来的应交税额为负数，实际上就是政府给予补贴。
我们建议负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表如表1，当居民年综合应税所得小于-3万时（典型人群为月收入不足3500元，适用年专项附加扣除额为1.2万元）则可获得负所得税补贴。
表1：负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表
例如，有低收入居民A（年综合所得3.6万），育有子女，有租房支出，年度税前专项附加扣除额为1.2万元，因此应税所得为-3.6万。在现行所得税制度下，该居民的所得税为0。而在负所得税机制下，即可获得36000*18%-5400=1080元的政府补贴。
上述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有三个优点：
一是可以和现行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无缝衔接，直接用个人所得税APP就可以实施。
二是可以精准补贴低收入职工并充分考虑不同的家庭情况。工作收入越低的纳税人获得的补贴越多，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租房和大病医疗负担越重的纳税人获得的补贴越多。
三是可以优化当前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在当前制度下，当综合应税所得为负时，也就是收入还达不到全部扣除加总时，居民应缴个税为零。年应税所得为负的居民较之年应税所得为正的居民，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各项个税扣除带来的优惠。
本文基于一些假设后测算发现，若实行负所得税制度，预计将新增2091亿元的财政支出，这部分支出可由中央财政负担，相当于2021年中央一级财力的2.3%。将有超过1.25亿劳动者可享受到补贴，人均1672元。对于年收入处于2.4-3.3万的低收入劳动者，人均可以享受补贴2535元，相当于其年收入的约8-10%，将有力地支持这部分劳动者的消费。
四、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的相对优势
为实现促进就业和增加居民消费的目标，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相较于其他政策，或许更具优势。
第一，与减税降费，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免征金额和缓缴社保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具有财政支出少，精准性强，可以直接促进就业和消费等优点。前述政策对财政收支的影响较大，同时低收入劳动者和失业群体可能反而享受到政策优惠较少。负所得税更精准地将大部分补贴投向低收入劳动者和支持企业扩大就业，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
第二，与增加基建投资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财政支出更少，见效快，且能够直达微观主体。基建投资虽然对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对拉动就业和促进消费的作用相对间接，负所得税可以利用现有的个人所得税APP实施，直达微观主体，可以更快、更精准地发挥作用。
第三，与低保和失业保险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优点是在改善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同时，鼓励就业。负所得税的机制是鼓励现有低收入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只有工作才能获得补贴，而且是比低保和失业保险更高的收入。负所得税有更好的激励机制，更好的收入水平。
第四，与发放消费券和发放现金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能够提振收入和消费，还可以促进就业，并且不会有“养懒人”效应。消费券和发放现金可以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对就业并无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简单地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可能会改变公众预期，让部分人群产生不必要的依赖政府发放福利的心理。负所得税制度下，领取补贴的前提是要有劳动收入，可以避免“养懒人”效应。
第五，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相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样的财政政策是当下对微观主体更有效的政策。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改善微观主体的收入情况和资产负债表状况，且其受益主体主要是有贷款的企业。负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样的财政政策直接将财政资金发给微观主体，对于很多收入大幅下降，资产负债表面临问题的企业和家庭而言，是当下更为有效的政策。
本文作者：王曲石、朱鹤、盛中明，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原文标题：《一个事半功倍的扩内需方法：负个人收入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