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逆袭”带来的意外后果

东吴宏观陶川、邵翔
东吴宏观指出,出口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状态,信息的噪音和预期的波动可能加大。从宏观上看,由于服务贸易赤字的上升,第二季度净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可能是拖累。

3月出口数据“逆袭”带来的“惊喜”并未持续太久,细思之下市场更加迷茫了:期待的政策没了,而经济的不确定性似乎更大了。3月出口同比增速飙升至14.8%,贸易盈余达到6010亿元,成为第一季度经济成绩单的重要“胜负手”——而历史同期这一规模从未超过3000亿元,我们测算如果3月进出口延续1至2月的低迷,那么第一季度GDP的增速将低于4%(图1)。

不过,“靠出口”的不确定性在当前也尤为突出,一方面是基本面的因素,从历史上看,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周期见底前,中国出口的反弹都是不稳的;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技术面”问题,由于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追踪出口的方法和数据在第一季度出现了“失真”,而这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存在(图2)。

传统“三板斧”的噪音。日常追踪中国出口的三板斧——“海外”、港口和调研在第一季度尤其是3月都“掉帧”了:海外方面,韩国、越南的出口惨不忍睹,欧美PMI则在枯荣线下潜水;港口方面,运价和空箱问题一直被人诟病;而3月,部分对于江苏、浙江等地的草根和行业调研结果也并不乐观。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对象的变化、产品结构的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方式、国内贸易格局的改变。

“海外”的变化主要在于我国出口产品相对“多而全”,一带一路国家“扛大旗”有关。这一点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已有阐述:一方面,韩国和越南的出口对于机电尤其是半导体、电子(例如手机)行业的依赖过重,受半导体下行周期的影响更大,而我国第一季度“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的出口则大幅加速、同比增长超过60%;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国家正在成为我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13至2022年从25%上升到了32.9%,其中东盟上升幅度最大,而传统出口大户欧美日的贡献逐渐减弱(图3和4)。

港口的噪音既来自于数据本身,也来自于数据之外、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此前常用于追踪出口的八大港口外贸集装箱吞吐量(旬度数据)自2023年1月起不再继续更新;另一方面,从一些辅助指标来看,2023年以来CCFI、SCFI运价指数持续下降,部分港口集装箱空箱率较高,上海开年集装箱可用指数持续保持在0.6以上,显示空箱堆积严重(图5和6)。

后者与贸易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对内方面近年来国家重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进行梯度转移,新疆等中西部省份增速明显更快。2022年以来,随着欧美衰退风险加大,外需受到持续拖累。出口增速上,除海南受自贸港政策扶持保持高增速以外,沿海外贸大省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出口增速均处于低位,而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中西部省份出口增速均超过20%。

2023年年初更是延续这一特征,中西部省份和东部贸易大省出口增速明显背离,其中新疆、贵州第一季度同比增速均超过70%。出口份额上,疫情以来(2019年至2022年)上海(-1.19%)、江苏(-1.67%)、广东(-3.85%)等东部出口大省下降明显,逐渐向中西部省份倾斜。

对外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拉动更加明显。从贸易流向来看,中西部省份出口主要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依赖度相当高,其中新疆2022年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占总出口的91%左右,广西、云南、内蒙古、西藏也均超过总出口的50%。而东部沿海省份占比相对较低,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都未超过总出口的30%,相反其出口更依赖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以上因素导致在运输方式上,陆运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东盟、中亚、俄罗斯等地区毗邻我国,陆运兼具安全性和经济性;另一方面,中西部省份由于地理位置偏向内陆,陆路运输占比更大,且近年来增速较快。根据全国海关数据,2022年我国以铁路运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97.6%、而同期水路、航空仅增长26.7%和15.5%。地方来看,以新疆为例,2021年以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在新疆对外进出口中发挥主要作用,其中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同比上升63.7%、1.3%、15.7%,占比分别达到40.5%、33.2%、2%。2022年新疆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加10.5%,其中以铁路、公路运输方式分别增加16%、170.7%。

除了东西部出口增速分化、出口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外,产业结构的差异同样是出口超预期与地区调研差异的重要原因。中西部省份出口多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9-2022年间中西部省份出口增速恢复强劲,对整体出口增速具有较大贡献;相较而言,沿海省份更依赖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欧美随着衰退风险加大,需求疲软,因此东部省份出口增速偏弱。同时产业结构也是造成地区调研差异的重要因素,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例,相较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江苏的产业结构更偏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因而出口的边际改善更弱,而受“新三样”支撑更加明显的广东和福建,出口的表现相对更好。

新的不确定因素,服务业需求复苏的“溢出效应”。除了以上“不确定性”外,2023年在净出口方面的另一大变数是随着跨境出行的不断升温,服务业贸易赤字规模的持续扩大。2023年以来我们看到国际航班执飞数量大幅反弹,与之相对应的是服务业贸易的赤字规模明显扩大。1、2月月均服务贸易赤字超过1000亿元,是2022年同期的2倍以上,根据我们测算若第二、三季度服务贸易赤字规模回到疫情前的水平(4000至5000亿元/季度),即使商品贸易盈余能和2022年同期持平(均为同期历史最高水平),净出口同比增速也会滑落至-20%以下,约拖累季度GDP0.6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什么?出口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状态,信息的噪音和预期的波动可能加大。从宏观上看,由于出口在国内和国外的更加多元化,以及数据追踪体系的不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数据追踪尤其困难),“坐在办公室里”很难获得出口的全貌;而即使出去调研,可能需要覆盖更多的区域和更多的行业,这客观上也会提高成本和加大做出结论的难度。从宏观上看,由于服务贸易赤字的上升,第二季度净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可能是拖累。

本文作者:东吴宏观陶川、邵翔,本文来源:川阅全球宏观,原文标题:《出口“逆袭”带来的意外后果》

陶川 执业证书编号 S0600520050002

邵翔 执业证书编号 S06001201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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