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央财经委会议的两大关键问题？

1. 产业政策新思维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大变局、新挑战”，包括但不限于：（1）地缘冲突、大国竞争、贸易保护主义；（2）供应链变迁；（3）气候变化、绿色转型；（4）贫富分化等。这些变局和挑战不仅影响市场效率，也关系到安全（社会稳定、能源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等）。面对这些大变局，产业政策重要性提升，除了重视效率，也要顾及安全。本次会议指出“要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传统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主义，注重提升效率，政府只是起到“修补”作用，难以解决现在面临的新挑战。在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和欧盟也都更加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基础重回政治经济学，政府的作用上升（参见《产业政策，积极有为》）。对于我国来说，大变局时代，产业政策要多维出击，但关键还是要促进创新。

逆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发挥大国规模优势，有利于产业升级换代。规模经济是指规模收益递增，即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增加超过一倍。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小国得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扩大潜在市场规模，享有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效应。但逆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也增加了国际市场的摩擦，各国更需依托自身市场形成的初始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本次会议指出“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尼这三个人口大国的总和，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潜力，有利于产业升级换代（参见《大国规模和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发展与重塑》）。

实践中，做好“五个坚持，五个不能”。在中财委会议提出“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

► 防止脱实向虚，我们认为主要是要加强完善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引导金融行业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是“去金融化”的一个体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8%左右，超过日本和德国，与美国接近。金融业的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但曾经发生影子银行、P2P风险事件，地产“三高”模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还在解决之中。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行，金融事权进一步收归中央，金融监管有望得到进一步理顺，引导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

► 反对贪大求洋，我们认为是发展产业要从实际出发，警惕照搬海外、大干快上的倾向。反对贪大求洋此前指的是地方政府在城镇规划当中“好大喜功”。而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进行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的时候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产业发展规律，避免各个地方都要搞“全球创新高地”、“全球人才高地”。我们认为可能也不是各个地方都聚焦高精尖，更不是只看大项目、忽略小项目，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当地企业的发展解决问题、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  避免三次产业的对立割裂，我们认为主要是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合理配置资源，形成一二三产业联动的产业生态。在农村农业发展中，一二三产业联动是一个经典的提法，一产的农产品可以进行二产的深加工，又可以发展旅游等三产。而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一二三产业对立的主要体现在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竞争，二三产业的发展往往会也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投入，但土地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避免三次产业对立割裂的一个重要抓手。

►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稳增长、提质量、促新兴。早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短期来看，传统产业在经济占比、就业吸纳、需求拉动等方面，仍是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长期来看，传统产业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重要支撑，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既能够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提升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能够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场景和需求（比如钢铁企业生产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带动“5G+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形成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日用品延伸”。我们认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很大空间，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 坚持开放合作，提升国内市场竞争性，促进企业创新发展。随着我国从学习赶超阶段走向技术前沿，竞争效应的重要性将越来越高。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开放合作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向优秀者学习，与强者竞争。从促进创新的角度看，内需市场不但要做大，更重要的是提高竞争性，让企业在充分竞争中不断提升效率。一方面，应该继续加快开放，通过引入多元的、高质量的参与方增强国内市场竞争性。另一方面，要降低部分行业的准入壁垒，允许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些行业当中，以此促进竞争，带来更多创新。

会议同时强调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认为，创新更多依赖企业、大学、政府等主体在知识、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互动。其中，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研发投资也大部分出自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以市场经济和企业为主体，不同类型、规模、细分领域的企业有自己的特定作用，构成一个按市场规律运转的有机产业体系。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培育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基本建成了有利于创新企业生长的环境，形成了一套发现、培育和扶持明星科创企业的机制。

2. 适应和应对人口新常态

会议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要认识、适应、引领我国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新常态，“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

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196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21年老龄化率超过14%，正式从老龄化社会（2000年进入，老龄化率超过7%）进入老龄社会。中国人均GDP与世界平均相仿（1.2万美元），但人口年龄结构有显著差异（中国 纺锤型vs. 世界金字塔）；也曾借助人口红利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高增长的日韩新，其进入老龄化社会和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分别在1万和3万美元以上，但我国则分别为2,200和11,000美元。尽管人口负增是“情理之中”，因为人口是慢变量、有累积效应，总和生育率自1991年后跌破可更替水平（2.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10年达峰、数量2014年下降，人口总量转负是自然结果，但对人口数据的认知仍落后于实际，以致人口负增比联合国2019和2022年预测都要来得更早。

从应对之策看，创新驱动是核心动力，要发挥规模经济新优势，同时可以辅助以适度的资本输出、引入移民、延迟退休、加快农民工落户等措施来缓解老龄化问题。按照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口仍有约14亿左右，中国应该抓住时间窗口，发挥规模经济新优势，大力发展知识型经济。社科院人口专家蔡昉（2023）指出我国仍有23%的务农人群，仍大幅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的3%，同时我国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8%，根据OECD估算，农民工进城和落户均可以分别提高这个群体的消费水平近30%。

从根本之策看，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可从根源上改善人口问题。决定未来人口的 “生育”问题依然严峻，而仅靠放松外生约束（放开二胎三胎）作用或有限，破解内生约束是关键。按照贝克尔的生育率内生观，生育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的理性决策，生育的收益体现在心理效用（感情慰藉）以及养儿防老上，但收益上仍存在“数量-质量”之间的权衡，而生育的成本体现在机会成本、经济成本方面，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提升生，因而“经济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

如何降低成本是提升生育的重要抓手，让生育率回归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调查显示，非农户口居民平均希望生1.86个孩子，农业户口居民希望生2.19个孩子，但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28。原国家卫计委于2015年所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占到了74.5%，是民众不愿意生二胎的首要因素。降低机会成本主要依靠托育服务支持。OECD数据显示，其成员国0-2岁幼儿平均入托率高达 36%，家庭投入只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7%，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学前教育成本。而多项实证研究看，增加产假或育儿假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不是非常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其可能降低用人单位在未来招聘中录取女性员工的意愿。降低经济成本的一个关键是居住成本，中国房价收入比在G20中最高，或是造成中国生育率低于趋势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国际经验显示，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升至2.5万美元期间，政府支出比重的提高最为显著。1940年代到战后欧美同样经历了人口增长停滞、需求冲击，这催化福利国家的建设，催生婴儿潮，改善收入分配，壮大中产，促成高速增长。（参见中金研究院《跨越“新人口陷阱”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