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政策可以期待？

年初以来市场对经济增长预期逐步调低，从强复苏走向弱复苏。

4月中下旬以来，高频地产销售量下降较快，同期通胀和金融数据表现较弱，历史经验表明，偏弱的出口叠加偏弱的地产，托底经济政策便会面世。

4月青年失业率已然超过20%，且受毕业季季节性因素影响，6-8月青年失业率将会进一步走高。年初两会明确公布解决1200万以上城镇新增就业是今年政府重要工作目标，市场因此对未来政策发力抱有较高期待。

未来或将迎来哪些政策？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回顾历史既有政策，细数中国政策工具箱，未来或有七类政策发力值得关注。

（1）传统托底工具：货币宽松、中央加杠杆。

货币政策：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否宽松，尤其基准利率是否调整，锚定地产销售。当下地产销售降温，货币宽松的幅度和空间均被打开。

财政政策：若想释放较强稳增长信号，则未来有可能启用PSL、特别国债之类的特殊融资工具；若只维持财政运算平衡，并不需要释放较强政策信号，那么年内财政平衡更多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等传统预算外资金扩容渠道。

中国消费刺激政策不外乎针对三类消费：家电汽车、日用品消费、文旅体育。

受制于当前地产销售表现，未来家电下乡类似政策出台概率低。

消费券发放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紧平衡，预计未来出台消费券发放政策概率也低。

疫情以来汽车消费已享受政策支持，今年5月5日李强总理提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如果未来有消费政策，提振汽车消费相或依然是突破方向。

当前地产销售走弱，因城施策地产调控基调在短期仍将延续，重点关注高能级城市限购、限贷政策松绑力度及频次。

疫情以来，青年就业压力逐步显性化。近期高层政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缓解，未来或有多重政策共振，化解青年就业压力。

实质性解决青年就业，关键在于稳定两大类产业生产和投资规模：其一，上下游行业带动强产业，例如汽车、地产、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其二，靠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例如餐饮、住宿等服务业。

历史上支持民营企业政策颇为多元化，大体可分为降低成本、提供金融支持、立法保护合法权益、支持民企创新投资。

支持民企最关键的是提振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和生产意愿。

当前高层多次表示对民企发展的支持态度，后续可对此继续保持关注。

今年以来主要领导人频繁开展外事活动，深化部分产业外资合作（新能源、航天航空），推进外资合作。

未来可对此保持进一步关注。

隐性债务化解的意义在于稳定地方资产负债表，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历史上中国已经历多轮化债，可为后续化债提供丰富经验。

今年1-5月，监管部门对地方存量隐债规模、收益情况已展开两轮摸底排查。

近期财力薄弱地方政府正在寻求中央增量化债政策支持。预计后续政策仍将在化债方面做出积极应对。化债方式较为多样，例如可动用2.5万亿债务结存限额置换化债。

传统逆周期政策主要有财政货币两大类，尤其应对短期经济压力，财政和货币宽松效果比较及时。

地产销售下行，财政预算内收入不足背景之下，未来货币宽松和中央财政加杠杆都有可能。现在分歧是货币宽松力度可以有多大，中央加杠杆具体方式是什么。

·我们一直认为货币政策是否宽松，尤其基准利率是否调整，锚定地产销售。

4月以来地产销售表现回落，未来一段时间地产下滑趋势或将延续。若未来地产下行幅度较大，货币宽松力度同样值得期待。另一方面，若未来地产走弱态势温和，货币宽松力度也就有限。

至于中央加杠杆方式，我们综合两个维度来论证。

首先是今年财政预算收入资金有限，仅靠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无法满足财政支出。根据我们测算，今年4月财政收支勉强维持平衡，进入5月以后财政需要开拓税收和土地出让金之外的资金来源渠道。

其次，针对特殊时期，历史上中央政府加杠杆可以有特别国债、PSL、专项建设基金（即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特殊工具。这些特殊融资工具额度上往往由中央拟定，没有硬性上限，落地效率快，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工具信号意义极强，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若想释放较强稳增长信号，则未来有可能启用PSL、特别国债之类的特殊融资工具；若只维持财政运算平衡，并不需要释放较强政策信号，那么年内财政平衡更多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等传统预算外资金扩容渠道。

去年以来市场高度关注消费刺激政策，尤其是消费券，市场对此已经展开多轮探讨。

回答未来消费刺激政策有哪些，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政策曾采用的消费刺激政策，不外乎提振三类消费：

一是汽车、家电等耐用品；二是日用消费品；三是文旅体育、餐饮等服务消费。

2001年以来我们已经历三轮汽车消费刺激（汽车车购税减免）、两轮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刺激家电消费）、两轮消费券发放（主要在疫情过程中展开，规模不大）。

受制于当前地产销售表现，未来家电下乡类似政策出台概率低。消费券发放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紧平衡，预计未来出台消费券发放政策概率也低。未来仍有可能推进的或许是汽车消费提振政策。

疫情以来政策已在汽车消费方面持续给予重点支持，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以来，政策高层强调扩大内需，仍高度关注新能源车消费。

5月5日国常会李强总理提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5月17日两部门发文，明确后续政府应加大农村购置新能源车补贴，同时金融应提供相应汽车信贷支持。

地产政策可以划分为需求与供给两侧。

需求政策主要包括：限购、限贷、限售、发放购房补贴。

限售政策的放松，商品房在短期内便能出手，房屋投资收益可以在短期变现，可以释放居民住房的投资需求。限购直接约束房源总需求，限贷决定居民购房能力，放松限购限贷政策，可以刺激居民刚改需求。

供给政策主要指面向地产企业的融资政策，近年通过预售资金监管、三道红线、贷款两集中收紧房企融资规模。

2008年至今经历了五轮地产周期。每一轮地产周期的回升都离不开需求端政策的松绑，且往往伴随宽松信用环境。

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仍然明确地产政策延续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基调。

年初以来地方因城施策放松政策数量则与去年末持平，近期政策着力点主要在放松限购、放松公积金限贷。

近期不同能级城市展开差异化限购政策松绑。

郑州、合肥等城市放松限购政策，主要涵盖放松限购区域范围，对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放宽购房条件等政策。

而热点城市则尝试展开“一区一策”调控。如杭州，部分区域已经多次、逐个街道地放宽了限购条件、北京亦宣布将在房山区试点多子女家庭和职住平衡家庭购房支持政策。

后续重点一、二线城市库存较高的郊区，或继续按照“一区一策”原则优化限购条件和认房认贷政策。

近期公积金政策频次及占比则保持高位。

郑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优化公积金政策，主要涵盖提高公积金贷款及租房提取额度，支持公积金支付首付等相关举措。

杭州、福州、合肥等多地提高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或租房提取额度。

当前地产销售走弱，因城施策地产调控基调在短期仍将延续，重点关注高能级城市限购、限贷政策松绑力度及频次。

疫情原因，2020年以来就业压力高于往年。疫情时期相关就业相关政策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面向用人单位，加大“稳岗补贴”力度。

第二，针对农民工就业政策，从鼓励“返程就业”到提倡“乡村就业“、”就地就近就业”。

第三，针对大学生就业，开展各类招聘交流会、扩大政策性岗位。

未来就业带动强的产业或受到更多政策倾斜，这是我们认为解决就业压力，尤其青年就业的重要政策突破。

疫情期间保就业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年以及返乡人员就业压力，然而实质性解决就业，还是需要依靠就业吸纳较高的部门扩产投资。

客观上需要依赖两大类产业稳住规模：

其一，上下游行业带动强产业，例如汽车、地产、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

其二，靠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例如餐饮、住宿等服务业。

同时，近期高层政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缓解，强调对企业发放一次性用人补贴，加大国企事业单位招聘规模，提供百万见习岗位等。

提供财政补贴推动企业招聘，倡导国有企事业单位扩大招聘，甚至推动高校扩招，这些或许也是年内解决青年就业的具体落地政策。

历史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较细碎，总体可划分为四类：

（1）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税费。

（2）提供金融资金支持。

（3）立法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4）支持企业创新及扩大投资范围。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政策高度重视民企发展。

第一，中央明确支持民企发展态度。

李强总理履新后，首场记者会表明支持民企；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政协会议、中财委会议、四月政治局会议表明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态度。

第二，具体政策层面，当前多地主要通过立法方式，为民企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对民企新业务审慎监管。

譬如大连发布民营企业发展条例，明确 “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营造公平营商环境。

推行市场主体免罚清单制度，对于市场主体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后续可关注全国层面对民企提供财税支持、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等一揽子政策。

针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大体分为如下四类：

（1）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外贸区、降低外资准入限制）；（2）优惠待遇；（3）择优选资；（4）完善法律法规。

1990年代以来中国有过四轮吸引外资时期：

1987年至1991年，主要通过外汇管理、出入境管理特事特办为外商提供便利吸引外资；

1992年至2000年，通过所得税优惠吸引外资；

2001年至2012年，则是对外资政策从超国民待遇转变到国民待遇的调整阶段。

2013至今，我国相继设立了上海、福建等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降低外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市场开放。

今年以来主要领导人频繁开展外事活动，深化部分产业外资合作（新能源、航天航空），推进外资合作。

2022年德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64%的德国企业认为，本土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普遍获得更多、更容易得到优惠待遇；而对营商环境的建议，相比于税收、土地、补贴等各类优惠政策，被调查企业对政策的确定性最为关切。

后续对外资政策更多围绕降低行业准入门槛、营造稳定政策预期展开。

隐性债务化解的意义在于稳定地方资产负债表，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历史上中国化解隐性债务的方法共有三类：

（1）财政资金化解（财政负担）；

（2）置换展期重组化解（债权人负担）；

（3）利用债务人项目收入（债务人负担）化解三大类方式。

债务置换是主流的化债方式。

2014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轮债务化解阶段。其中2014年以前形成的隐债基本置换为地方债券，2015-2018年形成的隐债，中央指导地方通过多渠道化债。

近年来，债务置换展期仍是地方化债主流模式（2019-2021两轮特殊再融资债）。

今年1-5月，监管部门对地方存量隐债规模、收益情况已展开两轮摸底排查。

近期财力薄弱地方政府正在寻求中央增量化债政策支持，预计后续政策仍将在化债方面做出积极应对，譬如动用2.5万亿债务结存限额置换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