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专栏 | 谁是中国最绿的城市?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大多数城市制定了宏伟的气候应急和零排放气候行动计划。 一切都是围绕着国家叙事来展...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大多数城市制定了宏伟的气候应急和零排放气候行动计划。

一切都是围绕着国家叙事来展开: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低碳转型,更好地参与、引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治理。

但若将镜头对准微观城市,重重挑战也浮出水面:无休止的建造活动带来的环境功能失效、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与以人的长远发展为考量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对立、大规模人口迁徙与不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

昨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对2021年开发的中国城市双碳指数(CCNI)进行了升级,并以此对全国110个城市开展了第二期城市双碳指数年度评价。

一些表现优异的绿色城市或许可以提供解决上述困境的答案。

深圳夺魁

据悉,此次评价的区域范围主要是GDP总量高于1000亿、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约5.5万元人民币)、城镇常住人口大于30万的城市;同时为考量中国试点城市的“双碳”建设表现,将其中GDP总量高于1000亿、人均GDP超过5万元且有公开信息的低碳试点城市也纳入评价。

碳排放核算范围则包括为各城市主要化石能源燃烧活动(煤炭、油品和天然气等)的直接碳排放量以及电力调入的间接碳排放量。同时综合气候雄心、低碳状态、排放趋势3个一级指标,赋权得到城市双碳指数评价结果。

其中, “气候雄心”分值由“宏观目标”、“能力建设”2个二级指标,“碳达峰目标”、“碳中和相关目标”、“试点示范建设”、“统计核算披露”、“节能环保投入占比”5个三级指标逐层加权而得,综合反映各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设定的“双碳”目标和能力建设水平。

 “低碳状态”分值由“能源消费”、“经济社会结构”、“碳排放水 平”3个二级指标和“全社会电力消耗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二产占比”、“新能源车渗透率”、“人均公共交通车辆拥有量”、“垃圾分类指数”、“人均碳排放量”、“单位GDP碳排放量”8个三级指标逐层加权而得, 综合反映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要素影响下的低碳发展状态。

 “排放趋势”分值则由“碳排放趋势检验”、 “碳排放脱钩指数”和 “碳排放量变化率”3个三级指标加权而得,综合反映各城市碳排放趋势情况。

结果显示,深圳在城市双碳指数评价中排名第1,得分为76分。华尔街见闻了解到,深圳是国家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成为中国碳排放水平最低的特大城市,也是迄今为止碳排放增长最缓慢的城市之一。

“低碳”与深圳的城市产业结构密不可分,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60.9%,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达73.4%。而一线城市上海、新一线城市天津似乎减排动力不足,和上一期指标相比,综合得分没有明显变化。

紧随其后的几个得分超过60分的城市大多也是这种产业结构的碳排受益者。而得分序列中垫底的低于20分的3个城市分别是日照、马鞍山、榆林。

此外,华尔街见闻还注意到,得分高低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点,综合得分前十名城市中,东部地区占据七席,中部地区仅占一席。

剥离“气候雄心”分指标评分后,成都、深圳、昆明以其清洁的能源消费结构、较为绿色低碳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优良的碳排放水平及减排趋势而成为“低碳发展领先区”。

晋城、日照、马鞍山、榆林,在“全国城市双碳一盘棋”格局中,因在三个一级指标的评价中呈现出很大的差距或短板,而成为“低碳转型滞后区”。

有趣的是,包头、哈尔滨、莆田3个城市虽然第二产业占比较高、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因此“低碳状态”和“排放趋势”指标在短时间内没有明显提升;但是3个城市均在2020年公布了各自的碳达峰年份,彰显了城市的减排雄心,综合得分有所上升。

综合得分下降的城市共计17个,其中得分下降最高的3个城市为连云港、温州、榆林,下降均超过9分。

此外,兰州、株洲和济宁3个城市最新的政策文件提到的达峰年份有所延后,导致2020年“碳达峰指标”得分有所下降;泉州由于存在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低、二产占比较高等问题而得分下降;马鞍山、攀枝花、长沙、中山、福州等13个城市,则存在碳排放增长、经济发展尚未与碳排放脱钩的普遍现象而失分。

普涨的背后

三项一级指标在两年的比对中的变化,似乎可以反映各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

单纯从指数看,三大指标均出现了上涨。其中,“气候雄心”指数上升18.7分,微升2.2%;“低碳状态”指数上升158.3分,升幅8.7%;“排放趋势”指数上升266.5分,升幅19.1%。

不过这种“增长”的含金量或许存疑。比如“气候雄心”指数上升是因为城市碳达峰目标多是来自早期国家三批低碳试点城市的公开信息,在此基础上,“十四五”规划期间一些城市开始提出碳中和目标,因此在“气候雄心”方面有了略微提升。

而“排放趋势”指数的上升则是和能源转型尚未完成、2020年经济增长又遭遇疫情重大影响的状况息息相关,多数评价城市排放总量出现了下降,因此碳排放趋势检验带来的分数提升较多,使得“排放趋势” 指数出现较为显著的上升。

可喜的是,根据课题组的观察,城市“双碳”行动的确实现了几个突出进展。比如110个城市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2019年的平均值13.5%提高到2020年的平均值 14.7%,两年平均增幅为9%,远高于全国平均3.9%的增幅。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最高的城市是西宁,其次为成都、德阳、昆明,占比均超过40%;增速最快的城市是盐城、德阳,占比翻了一番。分布式光伏建设正在由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向浙江、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扩展。

此外,参评城市2022年新能源车平均渗透率为 23.6%,虽然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相比2021年12.2%的平均渗透率,大幅增长 9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提前达到国家“十四五”20%的目标值。

挑战

然而,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公路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污染物的排放量仍然超出环境容量,难以通过末端治理加以解决,而需要依靠“双碳”战略驱动结构调整来缓解。

华尔街见闻注意到,若将本期双碳指数中的排放趋势分指数得分与PM2.5下降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相关性不显著,意味着较多城市的“双碳”行动并没有与大气污染治理有效协同。

城市是“双碳”重要的政策实施单元,但目前多数城市碳达峰目标业并不明确,碳中和目标更是仅有2个城市公布。这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距离全国实现碳达峰仅有不到7年的时间,各城市“双碳”相关目标和路径的缺位,低碳转型和绿色投融资缺少必要的可预期性,也被认为不利于引导各界广泛参与。

多重目标下碳排放控制难度加大,碳排放占比偏高的工业大市表现也不尽人意。碳排放量高的前10个城市排放量占110个城市排放总量的30%。其中唐山、榆林、 银川、滨州、包头这些传统重工业城市,双碳指数得分靠后。苏州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城市,其低碳状态和排放趋势得分也有较大提升空间。

如何在保持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脱钩,仍然是长期面临的艰巨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110个城市的能源统计范围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尽管评价年内有77个城市在地方十四五规划文件中公开非化石能源占比或能源消费结构信息,但是整体上,参评城市在全社会分品类分行业能源消费、能源消费结构、全行业能源消费等指标公开上仍存在欠缺。

其中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数据缺失度最大,大部分城市仅给出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能源消费量。城市能源消费数据公开还存在滞后情况。还有部分地区的城市没有在政府官网上公开统计数据,或未设立官网公开路径。

针对碳排放数据信息披露,城市层面也尚未纳入统计年鉴或信息公布模块,仅有部分城市在政府报告中有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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