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投资、消费并称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当前情况下，消费该如何提振？
发改委此前表示，促消费政策不是所谓的“掏空钱包”“透支需求”，恰恰相反，政策的出发点是帮助居民节约开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促进消费不仅仅在于“供给侧”，多位专家提出，促消费最重要前提是居民收入的增加。
比如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昨日撰文表示，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因此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对象、新手段和新目标。其核心是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表示，“消费刺激是刺激不出来的，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如果收入没有增长，刺激消费从而让消费增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蔡昉：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
8月14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撰文表示，把中国经济遭遇的短期困难和面临的新常态结合起来，着眼于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复苏，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总体来说，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因此，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这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对象、新手段和新目标。其核心是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中的堵点和短板。同时，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而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刺激政策的效果。此外，这有利于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尽可能不在“三期叠加”中造成新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其实，如果及时出台的话，完全可以产生真金白银和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
我们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消费。2022年，外出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达到4.2万元，接近城镇中间收入组平均4.4万元的水平。由于没有城镇户口，未能均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消费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平均30391元的水平，据估算他们消费被抑制的程度为23%左右。
因此，1.72亿外出农民工如果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平均消费人均可增长6686元，由此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量可超过一万亿元。关于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说法不一，如果按照GDP的3%计算，大概是3.6万亿。所以，只有万亿元量级的新增消费，才能抵消过度储蓄。
此外，一系列与老龄化相关的基本社会保险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都可以借此机会显著提高保障水平。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始，2022年—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养老、医疗、照护的人财物保障，都高度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随着今后十几年抚养比加快提高，保障的难度明显加大，必须有相应举措才能维系。
这要求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普惠水平，个人积累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补充，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面临着一个机会窗口，可以把长期的制度建设目标与短期经济刺激效果结合起来，用改革红利推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原文标题：《经济学家蔡昉：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腰包里》
专家建议有共同点：增收
促进消费是当前恢复和扩大需求的关键所在。近期一系列提振消费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已经发布《关于促进家居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电子产品消费的若干措施》，以促进大额商品消费增长带动经济恢复;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出台了《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20条具体政策举措，与各领域、各品类重点政策一道形成促进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国家发改委此前表示，促消费政策不是所谓的“掏空钱包”“透支需求”，恰恰相反，政策的出发点是帮助居民节约开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多位专家认为，让居民敢花钱，关键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我国居民往往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会通过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
近日在“2023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消费刺激是刺激不出来的，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樊纲认为，如果收入没有增长，刺激消费从而让消费增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同时，这种“昙花一现”或将导致经济出现反馈机制，即“市场越不好，价格越下降。价格越下降，预期越差，市场则越不好”。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近日撰文表示，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幅增加就业并改善就业结构，是当前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首要举措；长期以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较为缓慢。如果通过改革创新，允许农民住宅流转交易和抵押，将大幅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据澎湃新闻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近日则表示，不认为我国会进入“低欲望社会”，因为目前收入水平还是太低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基本的公共服务覆盖，他们被压抑的需求其实有很多。比如，14亿中国人中，有多少没有护照，有多少没坐过高铁、飞机，有多少一辈子没出过自己的城市，这些不是“低欲望”造成的，相反更担心无法满足人们需求而带来的社会问题。
刘俏分析称，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3%，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约38%，而美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能达到65%以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更是高达70%。
要支持需求改善，长期来看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而要短期见效则必须采用转移支付直达需求端的方式，发消费券、发现金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刘俏认为，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约2.8亿人年收入不足8400元。如果采用财政直达机制，给2.8亿人每人每年补贴1万元，将年收入从8400元提升至18400元，相当于月收入从700元提升至1500元。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把这些钱用于消费，可以预见，很多此前长期没能满足的刚性需求可以在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得到释放。比如，从每月吃一次肉变成每周吃一次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