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一个揭晓的诺奖奖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出炉！
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Claudia Goldin，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全社会而言很重要。正是因为Claudia Goldin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Goldin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研究涵盖了的主题广泛，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的大部分研究通过历史的视角解释现在，并探讨了当前关切问题的根源。
诺奖官网数据显示，自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颁发了55次，共有93人获奖。其中，26位获得者为独立获奖，20次由两位获得者共享；9次由3位获得者分享。在Claudia Goldin获奖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仅有2位女性。
Claudia Goldin其人
Claudia Goldin生于1946，为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曾于2013年至2014年学术年度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0年，她成为哈佛经济学系的第一位终身教职女教授。她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性别与经济研究小组联合主任，并在1989年至2017年担任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
Goldin以她在女性和经济领域的历史研究而闻名。她在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涉及了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共学、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女性婚后姓氏变化作为社会指标、女性如今成为本科生的多数的原因，以及女性就业新生命周期等。
Goldin开始以美国南部经济为研究对象，第一部著作《美国南部的城市奴隶制》是她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
后来她与Kenneth Sokoloff合作研究了美国早期工业化以及女性工人、童工、移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角色。从那时起，她意识到女性工人在经济史中受到了极大的忽视，于是着手研究女性劳动力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Goldin对于职场女性就业歧视程度的研究
对于普遍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关心歧视的程度，Goldin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歧视系数”理论和瓦哈卡分解等方法，而是在文章《管弦乐器的公正性：“盲演”对女性音乐师的影响》中抛弃了这些方法，通过对美国交响乐团招聘方式改革前后对比巧妙地对歧视直接进行测度。
在交响乐团招聘过程中，首先会在申请者中筛选出部分优秀者，音乐总监再通过面试的方式从这些优秀者中挑选音乐师。而这种招聘方式会导致音乐总监对男性应聘者更为青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交响乐团面试音乐师的过程中都采用了“盲演”的形式，即利用一个“屏幕”向评委隐瞒选手的身份，这样评委就不会了解申请者的性别，只能根据申请者的技艺水平来招聘。
Goldin等很巧妙的运用面试方式改革前后的花名册和试音唱片对歧视程度进行了测度，花名册中会列出交响乐团音乐师名单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乐器和职位，试音唱片则是指乐团人事经理保存的面试过程记录，每个试音都有包括姓名、性别等完整的个人资料。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1）通过屏幕“盲演”的形式可以使女性从初赛晋级的可能性提高50%，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几倍；（2）通过花名册数据的分析，“盲演”能够解释交响乐团新雇佣音乐师中女性增加的三分之一原因，以及1970~1996年间管弦乐团中女性增加的四分之一原因。
因此交响乐团招聘中采用“屏幕”进行“盲演”的形式有助于女性进入交响乐团。
Goldin对于性别职业分割的研究
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Goldin的研究倾向于利用大量详实的历史数据，结合现代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不同引起的职业分割、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以及性别歧视的测度等方面。
女性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会遭遇“性别歧视”，而性别歧视的表现之一就是男性和女性会进入到不同的行业中，对于出现行业分割的原因，Goldin在《监督成本与性别职业分割：一个历史角度的分析》（1986）一文中，从工资支付的两种形式对行业内部的职业分割进行了研究。文章构建了职业分割监督模型：
（1）假设制造业部门只有一种产品Q，通过两种方式生产，其一，产品Q被分解成n-1个独立的部分，需要n步才能生产出来，当产量能够很容易被观察到而且质量不重要时，可以按件支付给工人工资；其二，产品经过一步就可以生产完毕，同样当产量很容易被监督但产品的质量信息不能轻易获得时，按照计时工资体系支付工资；
（2）假设女性劳动力只存在一期，男性可以超过一期；
（3）通过构造三种支付和监督方式的组合，进一步分析得到：当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收入的差距大于零时，性别可以导致完全的职业分割，而且女性会接受按件支付工资，男性接受计时工资；计件和计时工人收入的差距大于最优的延迟工资时，女性能够达到男性职业的进入水平，但她们会被阻止进入，通过对1890~1940年间制造业和文职工作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
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针对女性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Goldin侧重于从实证角度分析。她认为女性劳动力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并从二战、避孕药的获得性以及最长工时立法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二战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分析来看，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供需角度出发二战促进了女性就业，但Goldin在《二战在女性就业增加中的角色》（1991）一文中并不认同历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她通过从帕尔默组织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1）战争期间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小，在市场中所有女性劳动力中有22%的比例在1940~1944年间从来没有被雇佣过；
（2）许多女性在战争期间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由此可见，二战对女性就业的直接影响很小。
（3）但是Goldin也承认二战对以往已婚女性就业中限制政策的逐步取消和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看法的改变，对女性就业的增加产生了显著的间接影响，并最终将二战期间女性就业的增加归因于教育的发展等长期因素。
避孕药更容易获得对女性的就业以及婚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Goldin在《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一文中指出，由于避孕药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
避孕药在未婚女性中的广泛使用也降低了女性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性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女性的就业。
另一个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则是法律。
上世纪40年代，为了保护女性权益，美国的40个州都通过了关于女性工作时间的立法，对每周每天的最长工作时间做了强制性的规定，而且通过著名案例Muller v. Oregon(1908)使得法院确定了女性工时的立法。Goldin指出20世纪初期美国的保护性法律对女性的就业在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
Goldin在《最长工时立法与女性就业：一个重新评价》（1988）一文中利用制造业的数据对最长工时立法重新做出评价得出结论：
最长工时立法不仅使得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男性的工作时间也同样减少，而且女性在制造业部门所占的比例并能没有因为工时法的限制而降低；同时还指出女性在销售业等其他行业中所占的比例随着工时立法限制性的增强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