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业内人士梁宏看着逆势招人外扩、全线飘红的CDMO，总有些不安，他感觉一场巨震在脚下酝酿，果不其然，一年后暗涌变明浪，连巨头也颇为坎坷颠簸。当两度看到全线飘绿，裁员，关厂，裁撤，集体下调预期，众人都在想，能活得好的CDMO，拼的到底是什么？
拼规模和产能，已经不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行业的第一重改变，随之第二重改变是CDMO的格局。以前更多谈欧美老牌CDMO，如龙沙、Catalent，但现在视线反而聚焦在了亚洲市场，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新生势力悄然搅弄全球格局。
其中，日本这家名为Fujifilm Diosynth Biotechnologies（FDB）的CDMO龙头最让梁宏感到好奇。这家企业在近两年高调且频繁地扩张，业绩无限冲击全球CDMO TOP10格局，更关键的是，他由外行转型而来，品牌即大名鼎鼎的胶卷巨头富士。“看其逆势增长之势，颇有成为下一个‘三星生物’之潜力，但其成长路径又与三星生物明显不同。”梁宏这么感叹道。
一个胶片大亨，为何造出了个CDMO巨头？
日本富士崛起的背后，实际也是一部全球CDMO格局的演化史，当以药明生物为代表的中国大分子CDMO与韩国三星生物、日本富士同时崛起，谁能率先突围进入老牌欧美玩家的战场？而在小分子领域，当来自印度的Piramal Pharma Solutions、Sai Life Sciences等逐步取代中国的成本优势，中国的CDMO们是守住田地，还是逆势成长？
最后，当国内药明系、博腾股份、九洲药业，或如东曜等颇具细分赛道技术优势的新晋CDMO，与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CDMO公司同台秀“肌肉”，能够带给多大的冲击？逆势持续增长、问鼎CDMO行业的到底是谁？
一个胶片大王，想做药界“台积电”
2011年前后，药明生物、三星生物和富士3家亚洲CDMO横空出世，10年积累，现在已经同台唱武生。三者均主攻生物药领域，但起初的成立路径各不相同，药明生物最早是药明康德的生物药部门；三星生物是三星集团在进军生物医药一年后，与渤健合资孵化而来的公司；而富士CDMO则在集团收购默沙东子公司——Diosynth RTP和MSD Biologics全部股权后组建而来。
同样含着金汤匙跨行转型做CDMO，同样受益于当地政策发展战略扶持，但三星与富士做CDMO的路径明显不同。
一是生物技术“底子”和转型“底蕴”不同。颇能颠覆传统印象的一点是，富士在重组蛋白、疫苗、单抗等技术研发、生产上已有超30年的经验。2000年，当彩色胶卷需求达到峰值后，富士意识到亟需转型、跨行，果不其然，胶卷市场逐步萎缩至一成不到。2003年，开启彻底转型的富士重点押注医药及医疗器械领域，并制定5年计划，以大举并购、夯实自研等为策略，聚焦生命科学和再生医学板块，理念上主张大胆、速度要快、规模要大、倾其全力投入。不管是理念还是一系列落子，都为2011年入局CDMO，以及后面协同培养基、光纯药等各业务而提供多维度的生命科学服务打下一定基础。
二是布局CDMO后，其扩张思维不同。三星“由内向外”，在较早选择生物类似药为主赛道后，其第一工厂设在了韩国仁川，此后虽一路加速出海，但其产能目前相对集中在当地。
而富士选择“由外向内”，主线一开始便直接向欧美进军，旨在欧美市场打造规模效应和口碑，将关键生产线主要落地于美国、英国和丹麦。最初收购的两家公司，一个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在英国比林汉姆，此后富士以两地为起点开始辐射和海外兼并，融入当地生态，与多方进行了合作。从其官网信息中可看出，目前富士在美国、丹麦和英国等地设有7处海外生产基地。直至今年，富士开始明确向外释放信号：万事已俱备，接下来会慢慢以反向进口的方式进入到日本和亚洲市场。今年6月，富士胶片设立了面向日本和亚洲地区的销售公司，并计划于2026年在富山新设首个位于日本的CDMO工厂。
在欧美12年的积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7年，富士扩张较为低调和平稳，但悄然中已完成3个生产基地的布局，且主要聚焦重组蛋白、单抗、病毒疫苗和CGT，建立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品牌优势。
2019年是一道真正的分水岭，那一年富士以8.5亿美元收购了渤健位于丹麦的大型生物制剂生产基地——Hillerød（彼时拥有6个1.5万L的生物反应器）。作为第4个生产基地，Hillerød开启了富士高调的扩张之路。重要的是，自那时起，富士CDMO的战略重点和分工逐渐明确：一要显著提高产能；二要支持临床前项目；三是在交付从很小到很大规模产量上作出分工。
最后这一点，具体策略体现为搭建两大战略业务部门（SBU）结构，一设大规模 SBU（产能在20000 L以上），涵盖丹麦Hillerød和北卡罗来纳州Holly Springs两大工厂，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两大工厂能分别代表欧洲和北美最大的端到端CDMO；小规模SBU为生物制剂、CGT、溶瘤病毒和病毒疫苗提供服务，主要包括英国Teesside、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公园、德克萨斯州大学城、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和加利福尼亚州千橡树的工厂。
丹麦Hillerød给富士CDMO带来的回报最为明显。财报显示，去年一年，富士CDMO业务收入超过了原有预期，同比增长29.2%（1942亿日元），主要贡献来自于丹麦工厂的业务量。乘着这一趋势，今年6月，富士火速在组织架构上作出调整，将丹麦Hillerød的首席运营官Lars Petersen提拔为富士CDMO的首席执行官。Lars Petersen是富士CDMO扩张路上的关键人物，推动了Hillerød和Holly Springs两大最大规模工厂数十亿美元的扩张。
过去3年，富士CDMO扩张动作十分频繁。
2021年时，基于疫情的影响，富士投资8.5亿美元，重点发挥自身在重组蛋白、病毒疫苗方面的优势，同时扩产基因治疗产能（英国产能提高10倍），并在连续生产能力上推出了独创系统。同年宣布投资超20亿美元建立北美最大的CDMO，另还在波士顿新建工厂。有数据显示，至此，富士CDMO在过去十年的总投资达到了6000亿日元（接近50亿美元），并表示还将狂踩油门，以CDMO业务为重要突破口，打造“医药界的台积电”。
过去一年，富士扩张果然又开始提速：全年在欧洲的丹麦和英国两个CDMO扩建项目合计投资达到20.35亿美元，收购重组蛋白公司ShenandoahBiotechnology，收购Atara Biotherapeutics的购细胞疗法基地，在CAR-T疗法生产上持续发力。与ChimeronBio合作加码RNA领域优势，投掷16亿美元扩大丹麦和德克萨斯工厂的产能……
今年在CDMO企业普遍裁员、关厂的趋势下，富士仍逆势延续了前两年的扩张之风。新任CEO上任不久后，提出了富士CDMO新的规划：2025年财年收入达2000亿日元，2030年度业务营收增至5000亿日元，年增长率达20%。这些数字看起来较为保守，但基于现在超预期的表现和高调扩张的势头，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其业绩还将超预期。
一个胶片，一个生物医药CDMO，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行业，富士却将其并排在一起。从转型之道来看，富士很早研判了医药发展趋势，环环相扣，CDMO是其时机到了之后的顺其自然之选，而选择走这条赛道之后，全力聚焦，在战略上较为专一和清晰，但同时，又审时度势，对其未来持有谨慎、保守的预期。
从CDMO的优势来看，富士最突出的点即在欧美市场。海外客户评估一家CDMO，考察重点即公司的国际化接轨能力，如管理体系是否对标国际、日常文件记录是否为英文、公司员工的是否具有海外背景等，而一开始便将生产线设在欧美，如今建立了北美和欧洲几乎最大CDMO，且在组织架构上重用当地人才的富士，已打造了一定的国际品牌信任度，正在慢慢突出重围。但最近3年似乎才迎来他的高速扩张期，未来能否跻身CDMO最前列，还是一个未知数。
四面楚歌，“抢单”中国
不仅仅是日本富士一家后起之秀，中国的CDMO所面临是从小分子到大分子几乎整个领域的“抢单”。在大分子领域，韩国三星生物“趁虚而入”，在小分子领域，来自印度的CDMO公司也在虎视眈眈。
首先是三星生物，虽然药明生物CEO在本周的一场媒体沟通会上表示在药明生物与三星生物真正的竞争在CMO领域，药明生物此前在M端没有产能，所以下调业绩增速不是因为和三星生物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星生物的逐渐崛起对于中国的CDMO公司不构成威胁。
毕竟，三星生物的增速过于惊人。前不久，三星生物发布了Q3业绩，第三季度收入突破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8.4%，同时，三星生物还上调了2023年的最高指引，从15%-20%上调至20%以上。
据悉，三星生物的客户包括全球前20大制药公司中的14家，截至今年10月，已经签订了价值超过118亿美元的合同。
而三星生物的崛起速度也是超乎预料的。2011年三星集团才正式进军生物制药界；2012年与渤健共同孵化Samsung Bioepis，专攻生物类似药；2022年渤健出售Samsung Bioepis的所有股权更是加速了三星生物的扩张。
其实三星生物“超速”发展的背后是夺得多个全球药物“销冠”的订单，例如BMS的O药、罗氏的“老三驾马车”以及辉瑞的生物类似药都是其客户。
此外，近年来，三星生物还在不断加码生物制剂领域的产能。在传统生物制剂领域，目前三星生物的四个工厂产能总计超60万升，已经可以与全球龙沙、BI等CDMO巨头比肩；同时三星生物还在通过并购的方式进行CGT和ADC领域的布局。
面对三星生物这一先驱在前，韩国也有不少“财阀”盯上生物制药CDMO这一赛道，2022年，乐天集团也宣布成立乐天生物，同样瞄准生物制药CDMO，也同样走上了自建产能+收并购的老路，一上来就斥资1.6亿美元收购了BMS位于美国纽约东锡拉丘兹的工厂。值得一提的是，乐天生物也获得了BMS的订单。
今年年初，乐天生物宣布将在未来7年内投资30亿美元在韩国建设三个大型工厂，总产能将达36万升。
如果说在生物制药领域，中国的CDMO与韩国的CDMO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或许并不能称得上“抢单”一说，但是在小分子领域，来自印度的CDMO们确实对中国的企业们构成了实质性威胁。
11月27日，路透社调研了约10家制药公司，他们都表示正在寻求其他国家的服务商以减少对中国CXO服务商的依赖。国内原料药出口龙头华海药业也已经在今年中报中指出，受地缘政治深化、美欧“去中国化”、印度部分厂家产业链逐渐前移等影响，原料药市场价格竞争愈发激烈，导致公司部分原料药及中间体产品售价有所下降。
长期以来，人工成本与原料药是中国CDMO的竞争优势，但这些优势对于印度CDMO来说也同样存在，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Divi’s Laboratories、Jubilant等印度头部CDMO就与欧美制药企业建立了合作。虽然以大宗原料药起家，仿制药API和CDMO公司在业态上具有一定的差距，后者更加强调工艺开发及定制化服务。浩悦研究的一份报告显示，到了2007年，生物技术产业也成为印度政府极力鼓励的领域，在此后诞生了一批Divi’s Laboratories、Jubilant、Biocon、Piramal Pharma Solutions和Sai Life Sciences等以技术先进、成本相对较低为优势的CDMO公司，他们也是如今欧美制药企业“扶持”用来减少对中国CDMO需求的公司。
例如Sai Life Sciences、Aragen两家公司都表示近年来收入有所增加，前者甚至增加了25%～30%，而后者在过去五年中的员工总数从2500人增加到了4500人。
有意思的是，印度自2021年以来也在摆脱部分原料药对于中国的“依赖”，毕马威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在2019年，印度从全球进口价值近35亿美元的原料药，其中有67%来自中国。因此，印度专门制定了“Atmanirbhar Bharat”行动计划，以促进印度国内的原料药生产。Piramal Pharma Solutions公司在今年公开表示，公司有15%的原料药来自中国，目前正在减少这一比例。
不过也有分析师表示，CDMO的壁垒在于高质量、经过多个项目验证、有丰富的成功经验。因此，对于中国药企来说，无论是资本寒冬导致创新药订单减少，还是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客观因素，早年的成本优势迟早会成为过去式。未来无论是面对日韩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的“价格战”，还是印度CDMO在小分子领域的“成本战”，中国的CDMO对外积累更多经验，对内修炼内功，磨练与国际接轨的能力，最终硬核技术和客户满意度才是真正“旱涝保收”的关键所在。
文章来源：E药经理人 原文标题《中日韩CDMO“开撕”！富士、三星、药明同台，印度也来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