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融善道ESG总监姚嘉骏对此文亦有贡献
ESG评级机构指的是提供ESG评级的机构。这类服务商为投资机构提供企业ESG评级以及ESG数据服务，帮助基金公司构建ESG基金产品提供关键数据，也能助力投资机构完善公司ESG风险以及机遇分析维度。
根据KPMG在2020年2月发布的《Sustainable Investing: Fast-Forwarding Its Evolution》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50家ESG数据提供商。在国际市场上较为常见ESG评级机构包括MSCI（明晟）、S&P（标普）、Refinitiv（路孚特）、ISS和Moody's（穆迪）。妙盈、盟浪、商道融绿以及中财绿金院则是国内较为有影响力的ESG评级机构。
它们如何完成在ESG投资生态中的角色？国内外评级机构运行逻辑有何异同？“中国特色”ESG评估体系是否真实有效？
两种数据采集方式
ESG评级机构在ESG投资生态中扮演着ESG信息搜集、筛选、整合和评级的角色。ESG数据是ESG评级的关键要素，而收集ESG数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从公开的ESG报告、监管处罚以及新闻门户网站等数据源收集信息，第二种则是派发或者要求企业完成问卷。从公开数据源搜集信息的方式是大多数ESG评级机构采取的信息搜集方式，这是因为这类方法的实践门槛较低。
考虑一家企业的ESG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数据源，完整地采集所有数据源的ESG数据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数据采集劳动，为解决这一难题，许多ESG评级机构声称它们利用AI方式，完整地在不同数据源收集ESG数据。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ESG数据披露位置不一致、ESG数据包含较多定性信息等现实原因，AI无法精准识别、理解、提取和分类这类信息，因此ESG评级机构仍需要聘用大量的人员，对ESG信息进行筛选和补充。
而第二种方式的实现难度较高，因为该方式完全依赖于企业的填写和回复，企业显然不愿意暴露自身ESG弱项，即使需要答复，企业也更愿意花时间给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机构填写ESG问卷信息。因此在国际可持续咨询公司ERM发布的《Rate and Raters 2023》报告中，仅有标普和CDP等数家机构采用了这种方式。但这类收集方式的优势也很突出，就是能够完整且精准地获得企业ESG信息。《Rate and Raters 2023》报告显示，标普和CDP在质量和有效性排名中名列前茅。
图 1 ESG生态圈的角色职能（信息来源：Rate the Raters 2023）
图 2 投资者和企业对ESG评级机构的质量及有效性评价（信息来源：Rate the Raters 2023）
一家企业的ESG评级结果会受到ESG评级机构关注的ESG议题、数据搜集量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ESG议题关注方面，MSCI关注的社会议题包括人力资源（健康和安全、劳工管理）、产品责任（隐私和数据安全、负责任投资）、利益相关方反对（社区关系、争议性采购）以及社会机遇（获取融资、健康和营养行业机遇），而中财绿金院关注的ESG议题包括综合、扶贫及其他慈善、社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和社会责任量化标准；在数据搜集量方面，妙盈和秩鼎在官网上强调收集1000个数据指标，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只有300多个数据点。
综合以上因素，一家企业得到的ESG评价会有较大的差异，甚至有部分机构并未对国内上市企业进行ESG及时评级。举例而言，针对中国恒大（03333），路孚特、商道融绿、秩鼎和妙盈分别给予C+、B+、A和BB的评级，MSCI、中财绿金院和盟浪则没有对中国恒大进行ESG评级。
图 3 不同ESG评级机构针对中国恒大给予的ESG评级（信息来源：新浪ESG）
国内评级争议
目前国内的ESG评级机构的ESG数据以及评级服务已经遭受了投资者的质疑，质疑的方向包括ESG评级结果质量较低、评级方法论不透明以及潜在的利益冲突。
在ESG评级结果质量方面，由于国内A股上市企业并未被要求强制披露ESG报告，ESG信息披露框架缺失，故除了部分关注ESG评级的上市企业会定期披露ESG报告之外，其他上市企业披露一致、可比的ESG信息的动力不足。ESG数据缺失导致ESG评级机构未能依据企业完整的ESG数据提供合乎企业实际情况的ESG评级结果。在客户需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部分ESG评级机构针对需求量较高的数据（例如运营碳排放数据）会使用估算的方式进行测算，尽管这种测算方式能够满足数据使用方的需求，但是数据准确性有待商榷。
在方法论不透明方面，有部分ESG评级机构会在其官网展现其ESG评估方法学，例如MSCI会在其官网披露《ESG评级方法学》，展示MSCI ESG评分的步骤、关注的ESG议题、以及评分逻辑等具体信息，这份文件为众多评级机构建立ESG评级体系提供了参考文本。
然而多数的ESG评级机构仅披露其关注的ESG议题、搜集的ESG数据点数量和评级结果划分体系（例如CCC-AAA），并不会提供具体的评分逻辑（如不同行业的议题、不同议题的权重、评分计算公式等）等关键信息。方法论信息不透明会加深投资人对ESG评级方法论有效性的质疑。
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方面，ESG评级机构作为“裁判”，应当对一家企业的ESG实践进行独立、客观、中立的评价。然而，有不少的ESG评级机构在官网宣传其ESG评级产品的同时，也会介绍其ESG评级提升等咨询服务。这将使ESG评级机构面临利益冲突问题：假如公司A为了得到ESG评级公司B给予的高ESG评级，从而为公司B的评级提升咨询业务付费，由于业务的往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保证公司B能给予公司A公正中立的ESG评价呢？
为了解决以上涉及ESG评级机构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出台针对ESG评级机构的行为准则。 2022年12月，日本金融厅发布《ESG评估和数据提供方行为准则》；2023年10月，香港证监会（SFC）宣布支持和提倡为ESG评级和数据产品供应商制订一套由业界领导的自愿操守准则；2023年12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布《ESG评级和数据产品提供方行为准则》；同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委任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和国际监管战略小组（IRSG）发布《ESG评级和ESG产品提供方行为准则》文件。
这些监管文件覆盖透明度（例如ESG评级的目的、评级过程中使用的ESG指标、评估涉及的时间周期）、系统和控制（例如非公开信息的保密工作、评级机构如何与被评级企业交流）、治理结构（建立ESG评级工作的人员架构）和利益冲突管理（例如制定了识别、评估和管理利益冲突的政策及开展的措施）议题，鼓励ESG评级机构提升评级业务透明度。
最后回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题，也就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ESG评估体系”？
有许多ESG评级在宣传自身ESG评级产品都会带上自己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ESG评估体系”或者“适应中国本土化的ESG评估体系”的评级产品。通常这类ESG评估体系都会涉及中国自身国情的议题，其中包括“党建”“反贪污”“乡村振兴”等指标。
但是国际通用的ESG评价体系也会涉及“商业道德”（反贪污）以及“社区捐赠”（乡村振兴）的指标，国内外ESG议题的差异并不明显。对于投资者而言，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指标是否能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呢？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