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地方会议提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国金证券赵伟等
与期限不宜超过5年的PSL相比,“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势在于期限更长,如果发行或可更好支持大型基建项目及国家长期战略规划落地。
摘要

近期地方频频提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过往有何经验借鉴、如若发行可能的机制及投向?本文系统梳理,供参考。

三问“超长期特别国债”

一问:如何理解“超长期特别国债”?或指超长期限、择机发行、用途特殊、不计赤字的国债。

2023年底以来,多地会议及文件中提及谋划项目以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超长期”或意味着债券发行期限大于10年;“特别国债”则指用于特殊用途、支持特定项目而发行的国债。当前地方频频提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或指财政部基于市场和经济情况运行择机发行、期限大于10年、具有特殊目的及用途、不计入赤字的国债。  

回顾历年国债发行情况,超长期国债于2001年首次发行,2016年后发行规模明显抬升、以30年期和50年期为主。2001年,首批15年期和2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推动国债期限结构优化;2016年以来,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持续增长、2020年高达6200亿元;2022年,30年期记账式附息国债计划发行期数达12期,与关键期限国债相同。  

同时,超长期地方政府债券亦在政策指引下快速发展;尤其是地方专项债,近年超长期限占比明显提升。为了配合地方项目资金需求和期限等,2020年以来地方超长期限专项债发行占比明显提升、2022年占比高达59.5%。当前,各地提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如果发行,或可缓解地方超长期专项债发行及偿付压力。

二问:过往哪些类似“超长期特别国债”?1998年特别国债及长期建设国债相关经验或可参考。

1998年财政部向国有四大行定向发行的30年期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为缓解有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等问题,1998年财政部向四大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升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期间央行亦给予政策支持,2700亿元特别国债中,2400亿元源于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300亿元源于四大行超额储备。  

此外,1998年-2008年我国持续发行10年期长期建设国债,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洪涝灾害影响,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998-2008年我国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累计1.13亿元, 1998-2003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占GDP比重均超1%。  

长期建设国债持续发行下,中央政府杠杆率明显增长,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较高强度。1998-2008年期间,中央政府持续“加杠杆”,宏观杠杆率由1997年的7%增长超10个百分点至2008年的17%。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支持下,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较高强度,1998年和2003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两度超34%,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维持在33%左右。

三问: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猜想?须经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批准,可能投向长期战略规划等。

“超长期特别国债”如若发行,其批准时间可能在3月上旬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或在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双数月下旬召开)召开时,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及2023年增发国债的经验或可提供参考。2023年增发国债与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类似,发行批准至落地用时近两个月,采用资金直达机制、中央还本付息,以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压力,且依据各地项目上报情况进行分配。  

“超长期特别国债” 如若发行,可与预算外“准财政”协同发力,共同支撑2024年财政稳增长。2023年12月PSL余额新增3500亿元,或指向在PSL支持下预算外“准财政”已然发力。与期限不宜超过5年的PSL相比,“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势在于期限更长,如果发行或可更好支持大型基建项目及国家长期战略规划落地。  

如果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是否具有项目抓手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之一。当前,国家级项目加快部署,“三大工程”、“东数西算”等国家级规划持续落地,而较长的规划建设周期或需长期财政资金匹配支持;同时,地方重大项目建设周期通常在4年左右,地方重大项目建设营运或也需要长期财政资金支持。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三问“超长期特别国债”

一问:如何理解地方会议提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2023年底以来,多地会议及文件中提及谋划项目以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超长期”或意味着债券发行期限大于10年,截至2023年1月下旬,我国超长期国债存量规模达4.96万亿元、占比为17%;根据规定,我国10年及以下的国债实行关键年限定期发行制度,而10年以上的超长期国债由财政部根据市场和经济情况运行择机发行。“特别国债”则指用于特殊用途、支持特定项目而发行的国债,具有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不影响赤字率等特征。“超长期特别国债”或指财政部基于市场和经济情况运行择机发行,为特殊目的及用途而发行、不计入赤字的国债。

回顾历年国债发行情况,超长期国债于2001年首次发行,2016年后发行规模明显抬升、且以30年期和50年期为主。2001年,首批15年期和20年期的超长期国债发行,推动国债期限结构优化;2009年,50年期超长国债首次发行,国债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经济的支持力度。自2016年以来,超长期国债发行持续增长、2020年最高达6200亿元;2022年,30年期记账式附息国债的计划发行期数达到12期,与关键期限国债相同。

同时,自2018年起,超长期地方政府债券亦在政策指引下快速发展;尤其是地方专项债,近年超长期限占比明显提升。为了完善地方债期限结构,2018年地方政府首次发行15年期、20年期和30年期的超长期地方政府债券;且为了配合地方项目资金需求和期限等,2020年以来地方专项债发行中超长期限专项债占比明显提升、2022年占比最高达到59.5%。当前,各地谋划“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储备,或可缓解地方超长期专项债发行及偿付压力。

二问:过往哪些类似“超长期特别国债”?

回顾历史,我国曾在1998年、2007年和2020年三度新发特别国债;其中,1998年财政部向国有四大行定向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为缓解国有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等问题,财政部向四大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注资国有四大行,有效提升四大行资本充足率。特别国债定向发行中,央行亦给予政策支持;1998年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中,2400亿元源于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300亿元源于四大行超额储备。

此外,1998年-2008年我国曾持续发行为期10年的长期建设国债,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洪涝灾害影响,8月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此后1999年和2000年,除了全国人大批准的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外,8月人大常委会会议延续调整赤字预算方案,批准长期建设国债增发;2001年-2008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划由全国人大会议批准,无预算调整增发。1998年-2008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累计达1.13亿元,且1998年-2003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占GDP比重均超1%。

随着持续11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中央政府杠杆率持续增长,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较高强度。长期建设国债发行,指向中央政府持续“加杠杆”,其宏观杠杆率由1997年的7.1%增长超10个百分点至2008年的17.2%;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杠杆率增长较慢,2008年为10.9%、较1997年的3.3%增长超7个百分点。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支持下,1998年-2008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较高强度,1998年和2003年城镇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两度超34%,城镇基建投资完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维持在33%左右的较高水平。

三问:关于 “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猜想?

“超长期特别国债”如若发行,其批准时间可能在3月上旬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或在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双数月下旬召开)召开时。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及2023年增发国债的经验显示,国债发行批准至落地通常需要两个月时间。且2023年增发国债与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类似,采用资金直达机制、中央还本付息,以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压力,并依据各地项目上报情况进行分配。“超长期特别国债”如果发行,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及2023年增发国债的经验或可提供参考。

 “超长期特别国债” 如若发行,可与预算外“准财政”协同发力,共同支撑2024年财政稳增长。2023年12月PSL余额新增3500亿元,或指向预算外的“准财政”在PSL放量支持下或已加力,但PSL期限较短,实际使用期限不宜超过5年,或难与长期建设项目匹配。与PSL相比,“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势可能在于期限更长,如果发行或可更好支持大型基建项目及国家长期战略规划落地。

如果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否具有相应项目抓手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之一。当前,国家级项目加快部署,“三大工程”、“东数西算”等国家级规划持续落地,而较长的规划建设周期或需长期财政资金匹配支持。同时,2024年多地重大项目开工提速;浙江重大项目披露信息显示,地方重大项目建设周期通常在4年左右,重大项目全周期的建设营运或亦需长期财政资金支持。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2023年底以来,多地会议及文件中提及谋划项目以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超长期”意味着债券发行期限大于10年;“特别国债”则指用于特殊用途、支持特定项目而发行的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或指财政部基于市场和经济情况运行择机发行,为特殊目的及用途而发行、不计入赤字的国债。  

(2)1998年财政部向国有四大行定向发行的30年期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为缓解有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等问题,1998年财政部向四大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升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期间央行亦给予政策支持,2700亿元特别国债中,2400亿元源于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300亿元源于四大行超额储备。  

(3)此外,1998年-2008年我国持续发行10年期长期建设国债,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1998-2008年我国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累计1.13亿元, 1998-2003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占GDP比重均超1%。长期建设国债持续发行下,中央政府杠杆率明显增长,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较高强度。  

(4)“超长期特别国债” 如若发行,其批准时间可能在3月上旬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或在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双数月下旬召开)召开时,且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和2023年的增发国债经验或可借鉴。与PSL相比,“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势在于期限更长,如果发行或可更好支持大型基建项目及国家长期战略规划落地。

风险提示

1.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海外形势变化对出口拖累加大、地产超预期走弱等。

2.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债务压制、项目质量等拖累政策落地,资金滞留金融体系等。

本文作者:赵伟等,来源:国金宏观赵伟团队,原文标题:《三问“超长期特别国债”》

赵伟 执证编号:S11305211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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