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转变：东亚“低生育率”的背后？

相较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5左右的欧洲地区，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当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其背后有何特殊缘由？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19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63年东亚总和生育率达到有数据以来的峰值6.53，之后其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91年，东亚生育率下滑至1.92，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1998年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接近“生育警戒线”为1.51；2021年东亚总和生育率下滑至1.17，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区。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滑。随着东亚地区人均实际GDP从1970年的1800余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38万美元，其总和生育率也从5.39下降至1.17。同时，2021年数据显示，生育率较低的韩国、日本等典型东亚地区国家的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存活率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亦可部分解释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东亚代表性国家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达71%；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则从1968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74%，韩国则从1980年的46%增长至2022年的62%。日本、韩国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也不断提升，2021年均超五成、高出OECD国家超6个百分点。

东亚婚育模式一般遵循“结婚-生育”的次序，婚姻关系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较晚的初婚年龄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初育年龄、降低总和生育率。2020年，冰岛、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非婚生育率比例超50%，相比之下，韩国、日本非婚生育比例则不足3%。2019年，日本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1.2岁、 29.6岁；韩国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3.4岁、30.6岁；日、韩的初婚年龄均高于美国、接近欧盟。

随着部分东亚国家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其就业竞争加剧、劳动强度提升、育儿成本较高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居民初婚、初育时间、降低其生育意愿及能力。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代表国家年均工作时长持续高于欧洲地区，2022年韩国、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长均在1900小时以上。同时，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及香港、韩国首尔等东亚地区代表性城市房价收入比位于国际前列，抚养孩子至18岁所花成本亦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此外，东亚女性工作、育儿“难两全”的状态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愿。2022年中国、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1%、74%，高于欧洲地区；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4%、持平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外，韩国、日本女性相对男性家庭无偿工作时间比位于OECD国家前列。工作、育儿“难两全”一方面降低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降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日本女性平均期望子女个数从1982年的2.3下降至2021年的1.8。

人口的转变：东亚“低生育率”的背后？

1、生育率的“洼地”：当前东亚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过去六十年间大幅下滑

19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并于2018年成为世界上总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1963年东亚总和生育率达到有数据以来的峰值6.53，其后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91年，东亚生育率下滑至1.92、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1998年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接近“生育警戒线”、为1.51；2021年东亚总和生育率下滑至1.17、低于欧洲地区的1.48，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区。过去六十年间，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滑超5.3，降幅超同期其他地区。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滑。“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医疗水平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升、总人口及婴儿死亡率降低，生育率亦会随之下降。

随着东亚地区人均实际GDP从1970年的1800余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38万美元，其总和生育率也从5.39下降至1.17。2021年各国数据显示，生育率较低的韩国、日本等典型东亚地区国家的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存活率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除了经济因素外，韩国、中国分别自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优生优育政策或也是导致其总和生育率自1960年代中期快速回落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亦可部分解释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劳动参与率提升增强其女性经济地位、高等教育发展亦使女性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配偶关系越来越趋于平等，生育行为选择多元等因素均推动生育率持续下降。东亚代表国家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达71%；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则从1968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74%；韩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亦持续提升，从1980年的46%增长至2022年的62%。根据OECD数据，日本、韩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也不断上升，2021年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均超五成、高出OECD国家超6个百分点。

2、东亚“低生育率”的背后：婚姻关系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育儿等成本较高

因此，东亚地区较晚的初婚年龄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初育年龄、降低总和生育率。2019年，日本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1.2岁、 29.6岁；韩国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3.4岁、30.6岁；与之相比，美国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29.8岁、 28岁，欧盟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日、韩的初婚年龄均显著高于美国、接近欧盟。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亦快速增长，男性从1986年的23.6岁最低值上升至2020年的29.4岁；女性从1985年的最低值22.1岁上升至2020年的28岁。

其二，随着部分东亚国家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其就业竞争加剧、劳动强度提升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居民初婚、初育时间；同时，家庭及女性育儿成本攀升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育意愿及能力。

压缩式工业化发展背景下，东亚部分代表国家就业市场分化、劳动强度较高。以日本为例， 1984年有数据以来，日本企业的雇佣结构中非正式员工的占比在不断上升，由1984年的15.3%上至2023年的37.5%；且日本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收入差异明显， 2014年以来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的薪酬比始终保持在2.6以上。同时，相较欧洲地区自1995年以来年均工作时长维持在1500-1700小时，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代表国家年均工作时长则持续高于欧洲地区，韩国、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长均在1900小时以上。

东亚地区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及育儿成本也较高。以房价为例，2023年，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及香港房价收入比均超35，韩国首尔的房价收入比超30，位于国际代表性城市前列。《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亦显示，在韩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所花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8倍（2013年数据）、中国为6.9倍（2019年数据），与近年其他国家数据比较处于较高水平。高房价与高育儿成本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亚地区国家的生育意愿及能力。

此外，东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家庭无偿工作比例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工作、育儿“难两全”的状态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愿。2022年中国、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1%、74%，高于欧洲地区的66%；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4%、持平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韩国、日本2021年女性用于家庭无偿工作的时间分别是男性的4.6、3.3倍，位于OECD国家前列；而欧洲地区多数国家对应数据在两倍以下。

工作、育儿“难两全”的状态，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更多的东亚女性在生育年龄退出劳动市场，另一方面降低女性生育意愿。以日本、韩国为例，其女性劳动参与率在30-39岁呈下降态势、在40-49岁年龄段后又逐渐回升，随年龄增长呈“M型”；相比之下，OECD国家平均女性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长呈“n型”。日本未婚者的平均期望子女个数从1982年的2.3下降至2021年的1.8，中国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2016年的1.93逐渐下降至2021年的1.64。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19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63年东亚总和生育率达到有数据以来的峰值6.53，之后其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2021年东亚总和生育率下滑至1.17，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区。

（2）“经典人口转变理论”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滑。随着东亚地区人均实际GDP从1970年的1800余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38万美元，其总和生育率也从5.39下降至1.17。同时，东亚代表性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较高水平，日本、韩国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也不断提升。

（3）东亚婚育模式一般遵循“结婚-生育”的次序，婚姻关系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较晚的初婚年龄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初育年龄、降低总和生育率。同时，随着部分东亚国家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其就业竞争加剧、劳动强度提升、育儿成本较高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初婚、初育时间、降低其生育意愿及能力。

（4）此外，东亚女性工作、育儿“难两全”的状态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愿。除了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外，韩国、日本女性相对男性家庭无偿工作时间比位于OECD国家前列。工作、育儿“难两全”一方面降低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降低其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