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莫迪3.0”时代：印度经济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2024年6月，印度大选落下帷幕，莫迪开启第三个总理任期。令人意外的是，开票结果显示，在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的543个席位中，莫迪所在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本次只赢得了240个席位，首次失去了绝对多数的优势，这意味着莫迪首次需要依靠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全国民主联盟”（NDA）的伙伴党派来组建联合政府，未来印度经济政策或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莫迪能够再次当选的解释之一是其经济治理能力——在莫迪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下，印度经济在近几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第三大经济体。有乐观的观察者认为，“印度世纪”（Indian Century）即将到来，但客观来看，印度经济存在明显的失衡问题，就业危机和不平等加剧是两个突出表现，反映出印度距离真正的经济繁荣还任重而道远。

本文结合国际智库、学者、媒体相关观点，综述印度经济的发展现状、改革进展，梳理印度经济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难点与挑战，并就“莫迪3.0”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展望。

印度经济现状与“莫迪经济学”的成果

在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背景下，印度经济自疫情以来的强劲表现不仅鼓舞了印度执政党，也令外部的观察者印象深刻。

自2021年以来，印度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速保持在6.5%，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数据，2023年，印度GDP达到3.5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而十年前，印度在大型经济体中仅排名第11位。如果继续保持目前每年6%-7%的增速，印度有望在2027年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2024年4月，IMF将印度2024-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6.5%上调至6.8%，原因是印度国内需求强劲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增加。2024年6月，印度央行预测从4月1日开始的本财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达到7.2%，此前预测为7%。

据分析，近年来印度经济活动大部分由投资推动，其年度投资占GDP比重从疫情前的31.6%上升到23年的33.7%[3]，主要得益于印度政府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抵消了私人消费、政府消费惨淡增长和外部需求放缓的拖累。印度央行在其年度报告中也承认了投资的作用，并表示建筑行业增长值得关注，钢铁消费、水泥产量等同步指标的强劲增长也证明了这一点。

分产业来看，印度工业（2024财年增长9.7%）和服务业（2024财年增长7.6%）是总供给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农业部门则持续疲软，2024财年增速仅为2.1%[4]。

此外，印度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步增长。摩根士丹利分析认为，印度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并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其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对印度投资前景的信心处于历史最高水平[5]。

然而，印度强劲的整体经济表现背后也存在着明显的失衡问题，这既体现在总量GDP与人均GDP的差异，也体现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倾斜，更体现在地区之间国民生活水平的悬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疫情之后印度经济增长并不均衡，呈现K型复苏——经济复苏的方式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有利于大公司而不是小公司，有利于富人阶级，而不是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的人们[6]。

从总体水平来看，印度已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从人均水平来看，它仍然徘徊在第140位左右（2411美元）[7]，远低于中国（12720美元）、墨西哥（11497美元）、南非（6767美元）等新兴经济体。

彭博社援引一项相关研究提出，莫迪执政的十年期间，印度不平等问题急剧恶化，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该国40%的财富，其收入占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是1920年代以来的最高比例[8]。尽管印度政府声称已经基本消除极端贫困，但目前仍有超过6亿国民的日均生活费水平在3.65美元及以下，低于世界银行针对中低收入国家设定的贫困线标准[9]。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农村家庭因疫情造成的收入损失而遭受重创，而在疫后阶段，其城乡消费分化加剧。《外交学者》（The Diplomat）提出，农村需求在疫后阶段持续落后于城市需求，这一趋势扩大了这两大部分人口在恢复道路上的差距。农村消费放缓抑制了对经济的乘数效应，因为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在食品、服装、化妆品、交通、通信和卫生等多个方面的支出弹性要大得多。这将拖累整体消费增长并导致投资能力减弱，进而拖累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城乡分化不仅给经济复苏前景带来巨大下行风险，也使这种增长路径长期难以为继。只有少数人受益的经济复苏将在短时间内耗尽。”[10]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分析认为，莫迪政府治理经济的成功之处，与其说是对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如说是延续、改进、扩大且有力执行了前任政府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建设实体基础设施、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和增强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11]。

首先，基础设施在过去十年得到大规模的修建，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兴修公路、港口、机场、铁路、桥梁、水电大坝等设施，一直是莫迪经济政策的核心，其在过去三年的基础设施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年。在其两任任期内，印度的机场数量从70个增至140个，新修的国道长度达到54000公里左右，是十年前的两倍[12]。

其次，数字支付系统、数字税收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构建，为民众和企业提供了便利。其中，莫迪政府于2016年推出的UPI（统一支付接口）数字化支付系统极大促进了线上购物和线上贸易，到2023年，印度线上购物交易量超过1000亿笔，价值达到2万亿欧元[13]。数字基础设施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创业和创新的平台，自2015年来，印度的新企业登记数量增加了两倍。

另外，此前印度辛格政府创建了“印度堆栈”这一数字基建治理模式，莫迪政府有意将其扩大到每个印度人。2024 年 2 月，莫迪政府使用这一架构进行了超过 120 亿笔数字支付，其中包括将资金直接转入养老金领取者、农民和妇女的账户，从而减少了从中提成的中间商。

第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度人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妇女和农民。莫迪政府实行了许多印度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福利主义”政策，优先考虑为民众提供私人物资和服务，包括住宅、电力、燃气、粮食、水和银行账户等。莫迪政府表示，其在过去十年共支出4000亿美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福利，每年向1.1亿符合条件的农民每人发放6000卢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现金转移支付方案之一[14]。

但也有专家批评，这种现金转移支付仅是一种短期解决方案，对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的长期投资没有得到重视。比如，印度的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仅为1.2%左右，在20国集团中处于最低水平[15]。

印度追求经济繁荣的希望与挑战

一些观察者认为，印度经济的强劲表现和人口红利等优势带来的乐观前景，或预示着21世纪将是“印度世纪”。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预测，“印度的下一个十年可能与中国 2007-2012 年高速增长的道路相似。”[16]

不过，这种看法有着过度乐观的嫌疑。尽管印度近几年经济增速维持在6%-7%的高水平，但与其他国家的类似高增长时期相比仍有差距——东亚国家在其鼎盛时期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有观点认为，“尽管印度经济增速看似较高，但其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经济增长也没有发生在对的部门，不足以创造足够好的就业机会，从而支持劳动力市场每年1000万的新增就业需求[17]。”事实上，2023年印度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42%[18]。世界银行对此警告称：印度面临浪费人口红利的风险。

因此，如果按类似高增长时期的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标准来看，印度必须切实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才能维持经济增速、实现真正繁荣。然而，目前各界对于印度应如何创造更多经济活动并增加就业仍存争论，主要分歧在于应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为主导展开。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印度经济实际的优劣势进行梳理。

• 优势

一是以技能为基础的服务出口。2023年，印度服务出口增长11.4%，超过全球平均8.9%的水平，按绝对价值计算，印度服务出口额为3450亿美元，仅次于服务出口额第一的中国，强劲的服务出口弥补了印度商品出口同比萎缩3.11%的损失[19]。印度服务出口促进委员会预计，到2025年3月，服务出口可能会超过商品出口额。

有分析提出，印度服务出口的强劲不再仅由IT服务驱动，还受到咨询和研发等更有利可图的服务的推动，涉及技术支持、业务运营、能力发展等多个方面。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此类服务出口将比商品出口保持得更好。[20]

印度服务出口的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其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ers, GCC）的迅速发展。据报道，目前印度拥有全世界超过45%的全球能力中心[21]，配置的人才基础超过166万，这些高技能人员为全球客户提供一系列高端离岸服务，涉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高级分析、网络安全、娱乐系统、动力系统等领域。过去外国企业雇佣廉价的印度劳动力从事编写代码、人工客服等工作，现在这些企业开始考虑让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这有助推动印度新一轮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机构方面，仅摩根大通在印度就有5万多名员工，高盛在纽约以外最大的办事处位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包括英特尔和英伟达在内的超过85家外国半导体公司目前在班加罗尔进行设计工作；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也在该市设有研发中心；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在位于班加罗尔的研发中心雇用了近6千名工人，这是其在德国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22]。

二是有利的人口结构。从人口数量来看，据联合国估计，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印度人口在未来四十年内不会开始下降，这给印度带来了潜在的优势，特别是在世界各国面临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时候。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数据同样显示，印度人口将在未来十年继续增长[23]。

从人口结构来看，印度劳动力人口更为年轻，全球25岁以下人口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生活在印度，其25岁以下人口占比约为43.3%，中位年龄为28岁（中国为39岁、美国为38岁），每年有超过1000万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

此外，尽管近几十年来印度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但当前阶段（2.0）仍高于中国（1.2）和美国（1.6）。[24]

三是地缘经济顺风。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加严峻的背景下，印度从西方国家和企业的供应链多元化等所谓“去风险”努力中受益[25]。比如，2023年12月，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宣布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将在印度班加罗尔6亿美元生产设施投资的基础上追加16.7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立苹果手机外壳零部件和芯片制造设备[26]。这有助于印度建立一系列国内电子供应厂商，并吸引资金的流入。

• 劣势

一是制造业基础薄弱。服务出口相关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有限，且对印度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较为有限，印度最大的要素禀赋优势——廉价且充沛的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印度经济长期面临“有增长无就业”问题。

因此，莫迪政府希望通过促进制造业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并创造更多就业。然而，印度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有全球占比过小、繁文缛节过多、缺乏技能劳工、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等问题。2023年，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16%降至13%左右，远低于莫迪政府25%的目标，该目标已被推迟三次到2025年实现。

此外，印度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需求高度依赖中国。有分析提出，虽然莫迪政府为电子和汽车等行业引入了与生产挂钩的财政激励措施，但这些措施主要被组装公司使用，而非激励实际生产，这使得印度更加依赖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27]。

二是劳动力技能严重不足。由于教育体系薄弱以及城市缺乏必要的治理机制来适应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许多印度劳动力没有接受必要的技能和职业培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导致印度就业率持续低迷，相当部分的劳动力甚至完全退出就业市场或回归农业。

据统计，虽然印度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印度的劳动力数量在过去5年基本停滞在4亿左右[28]。印度总劳动参与率为55.3%（中国为66.4%），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32.7%，远低于中国60.5%的水平[29]。如何实现劳工从低生产率和低薪工作向高生产率和高薪工作的过渡是印度的现实难题。

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的文盲率高达24%（中国仅为3%）[30]。2024年《印度技能报告》指出，仅有50%左右的印度青年具有就业能力[31]。据2022-2023年定期劳动力调查，72.6%的15-59岁印度劳工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职业或技术培训[32]。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培训方面，印度2020年培养了225万STEM毕业生（中国培养了357万），然而印度《国家工程就业能力报告》显示，80%的印度STEM毕业生并不具备企业所需的技能[33]。

三是制度具有明显局限性。有分析提出，印度官僚机构既没有实现权力下放，也没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不利于地方政府为企业创造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因此反而成为印度企业的额外负担[34]。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的分析，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明显高于中国，这让考虑全球布局的西方国家更可能倾向投资越南、孟加拉国等对投资者更友好的国家，而非投资印度[35]。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研究显示，印度近年来在投资自由度和法律指标上的分数下降，反映出税收和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36]。此外，印度的腐败情况一直较为严重。

从莫迪政府的竞选承诺和推行的“印度制造”政策来看，印度当局正在努力推进其经济朝着以制造业为主导的道路发展，例如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签署贸易协议，减少繁文缛节。印度政府正通过提供补贴激励本土生产，比如通过总计240亿美元的“与生产挂钩的激励措施”（PLI）为电子、纺织等14个行业提供2020年前水平以上任何销售额4%-6%的激励，同时提高进口关税以加强对本地制造商的保护。过去十年，印度的平均关税从13%上升至18%。

然而，印度制造业发展面临三个重大障碍：限制企业能动性的劳动法、企业获得土地的超高难度以及效率低下的关税制度[37]。拉詹等专家对此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道路并不适用于印度[38]：

首先，由于拥有更高技能的劳工和更好的基础设施，中国企业能在短短四十年内从组装零部件快速转向生产更高附加值、更复杂的电动汽车等产品，实现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的良性循环，然而印度在此方面并无优势。

其次，由于印度高度依赖零部件进口，以及印度现在正与孟加拉国、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而非与工业化国家的高薪工人竞争，企业的利润率被压得很低，因而无法进行再投资，加上扣除补贴后政府收入减少，推动印度向价值链上游发展所需的良性循环难以构建。

再者，考虑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各国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日益关注，印度扩大制造业规模的发展方式似与世界发展方向相背，世界也没有准备好迎接另一个与中国类似规模的制造业强国。

拉詹认为，印度应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可以重点关注其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提供的服务出口，尽管这个群体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数量仍然有数千万。印度可以利用其海外侨民力量来建立新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以扩大高技能人才的数量。

另一方面，印度还必须创造针对更广泛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为了让这部分力量释放增长潜力，印度政府需要重新分配资源，将其集中投入到人力资本培养上，包括大幅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在短期和长期内改善教育质量和技能培养。他强调，对职业和学徒计划的公共资助可以让学生跨越就业门槛，可以将数百万人转变为生产性工人。

展望“莫迪3.0”的经济政策

本次印度大选，莫迪所在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意外丢失议会下院的绝对多数席位，或将对莫迪3.0时代的政策实施产生影响。彭博社选举追踪报道显示，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在人口最为稠密、传统上被视为该党根据地的北方各邦损失惨重——其在北方邦只获得了80个席位中的33个，只有五年前成绩（62席）的一半左右。

一方面，印度人民党失去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意味着莫迪需要首次依靠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全国民主联盟”的伙伴党派来组建联合政府，这为地区党派提供了更多对内阁组建以及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筹码，也使得大胆的经济政治决策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期。有媒体分析表示，“在第三个总理任期内，莫迪别无选择，只能更加‘谦逊’地执政，他广泛的野心面临更小的空间。”

另一方面，选举结果也对执政党发出警示——过度利用宗教政治和对不平等现象的忽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民意调查显示，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给选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39]，印度政府需要走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重点关注物价上涨、工资过低、就业环境、福利支出等问题[40]。

大西洋理事会文章提出，联合政府可能迫使印度人民党向联盟伙伴提供内阁职位或做出其他让步。在经济政策方面，“联合政府”本身意味着更多妥协，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可能会继续推行其有利于商业的政策，但其提出的任何有关劳动法修改、土地改革或印度市场对外开放的结构性改革计划的实施都将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巩固联盟伙伴的支持力量，印度人民党可能会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但这又使其财政计划面临风险[41]。

整体而言，预计莫迪将继续致力于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包括为国内生产提供补贴，其模式类似于最近针对半导体公司和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补贴计划[42]。按行业来看，受影响最小的行业可能是科技行业，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执政党都把科技行业视为经济、出口和就业的增长引擎；相比之下，未来基础设施、农业和大型银行则面临着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