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募业界，徐荔蓉有着罕有的经历。
他是业内不多的几位荣获晨星奖的基金经理之一，长期业绩出色，且至今仍在基金投资管理一线。
同时，他又是一个天然的中、外两个投资世界的联结者。徐荔蓉最近20年从业经历均在合资金融机构，如今任职总经理兼投资总监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也是一家合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这令得他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去接触海内外的金融机构，了解双方的所思所想和行为模式的异同。
最近几年，他有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相当部分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没有“与时俱进”，相反受制于一些地缘因素，变的有所“隔膜”，甚至有所“疏离”。
但这样的现状并非没有改变之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过去几年几度与世界各地的外资机构洽谈合作，当徐荔蓉以自己的经历与外资机构当面沟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故事和心得体会时，往往能对外资起到预期之外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价值投资的中国故事，（对外资而言）还是有它独特的吸引力，尤其是他们掌握了比较全面的信息之后。”徐荔蓉体会到。
当然，这里还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沟通双方都能感受到对方的真诚和坦荡。
“没有一个价值投资的故事会是完美的，坦诚永远是最有说服力的。”徐荔蓉说。
多讲“常识”
徐荔蓉近年因为公司国际业务快速发展的关系，有过多次出国和外方机构交流的机会。
他自己感受，印象中最大的挑战是外资机构对中国的“理解”。
这中间有中外本身的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过去几年经历疫情后双方交流变少的可能，或许还有一些地缘方面因素对外资机构心理上产生的潜移默化的“隔阂”。
但这并非不可以改变。
相反，在很多问题上积极的沟通是有助于双方降低“疑虑”。
以他为例，在和海外机构沟通中国经济前景和国内企业在全球的发展空间时，就会经常用到最基础的投资常识。
——因为“常识”往往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比如对于不同地区类似行业的上市公司，如果外资机构对某些地区公司的业绩做出了正面判断，那就没有道理对竞争力更强的中国企业予以非正面评价。
“这不符合常识，对不对？”
徐荔蓉经常会用类似的例子和外资机构讨论投资方面的常识，直接的交流后双方反而更容易达成共识。
加强“联结”
“这世界那么大，有很多地区我们还没去接触过，那里也会有很多的机会。”
徐荔蓉近年切身的体会了不同国家的外资机构之间的文化和思维差异。
比如，在中东的某个国家，他和整个团队的国际信用卡都无法使用，所有消费都是现金支付。
但这样的一个地方，当地金融机构却对中国市场表现出了相对客观、友好的态度，而对徐荔蓉这样内地基金的“吃螃蟹者”，它们也有更加有兴趣来做各方面的深入交流。
“不接触才是最大的误解（mislead）来源，”徐荔蓉深切感受到，全球市场中有各种性质、各种偏好的资金，中国市场和海外资金的对接有各种可能。
但这都要先有所接触，当持续的接触发生，那些深层次的联结（connection）才会建立，最终才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展开合作。
“自下而上”
徐荔蓉在和外资机构的接触中，还有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多讲中国经济一线的投资故事，多自下而上。
相对于宏大的、庞杂的宏观图景来说，关于具体公司的讨论，往往是投资机构更容易沟通起来，并且容易达成相近结论的领域。
“我不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我就是一个做个股选股投资风格的基金经理，这也是我擅长的部分。”
他会很坦诚的和外资机构表示，有些宏观图景或考验，他也不知道会往哪里走，但一些具体的中国企业的工作状态他很了解。
比如，在非常时期，很多企业仍然在不间断地在海外建设产能、安排团队、拓展市场。这种非凡的进取心和中国式的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而那些真实的细节，也很容易给外资机构造成深刻的“印象”，成为它们听到的更有说服力的投资中国故事。
多“请进来”
徐荔蓉还有个感想，就是“嘴上所得终觉浅”。
有时候，邀请海外机构来中国看一看，走一走，也是一种“讲故事”，且是一种“绝佳”的讲述方式。
“我一直鼓励我们所有的客户，我说，我欢迎你们来中国，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的内陆城市，不论是上海、北京还是成都、重庆我都欢迎你来，好好的看一看。”
深入实地的走访，会有非常多的直观感受，而这是阅读纸面报告所没有的鲜活感受。
徐荔蓉还透露，几个月前，一位欧洲的家族办公室投资人在他建议下来到中国探访。经过了对内地一线城市的亲身走访，他亲身感受到了这块土地的热情和潜力。
原来抱悲观态度的这个投资人，观点出现了转折式的改变。他甚至考虑在未来对中国市场予以增配。
保持“坦诚”
徐荔蓉在和中外机构交流时，都始终保持一个坦诚的态度。
尽己所能的保持坦诚是他的很重要的沟通信条，在和各类机构沟通中，他都秉承这个态度。
徐荔蓉说，这个时代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事情，甚至阶段性不利的事情，但这些情况本身就存在，回避或“涂脂抹粉”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说服同样专业的其他投资机构。
相反，以坦诚的态度来交流，讲述自己的客观的看法，反而有助于对方产生客观的结论。
比如、欧美投资机构有时候习惯交流地缘方面的考虑。这方面，徐荔蓉会直接表示，没有预测能力，如果有兴趣，大家就交流下个人看法。
关于有些部门推出的产业政策，他也会坦诚的告知外方客户，这些内容国富也没有额外的其他非公开信息。
但有些事情可以回归到产业和公司本身来看，对于企业和部门机构而言，他处理事情的方式有一定延续性。这件事情历史上怎么处理的，未来也很有可能重复，这方面的分析是双方可以交流的。
远离“情绪”
徐荔蓉有时也会提醒外资客户和一些机构，要适当保持与突发事件引发情绪的距离，多去关注长周期里的行为主体
因为，看公司和看人一样，后者是不会经常变化其应对特点的。
比如，近年很多机构突然对互联网企业就不“感冒”了，但是在徐荔蓉看来，这类企业的特征一直如常，没有本质改变。
不同时期互联网企业基本面表现出的一些“差异”，主要是过去的增长速度较高，掩盖了一些特征，而到了当下的阶段，这些情况“水落石出”了。
也因此，他对这类企业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客观看法。
“长钱”先“入”
徐荔蓉还特别提醒，其实外资的性质并不一样，和他们交流不妨设身处地，针对它们的资金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
他认为，目前参与中国市场投资的海外客户，其构成实则相对复杂，大体可分作四类：
第一类是海外大型机构提供的“长钱”。具体来说，就是以大型主权基金、央行资金或是大规模年金为主要的提供者的资金群体。
在徐荔蓉看来，此类海外资金的最大特点，在于资产配置着眼长期，具体配置观点的形成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一旦决策落定，其投资的时间维度基本上以5年为期，部分甚至达到10年以上，且不会因为短期风险事件发生转移，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长钱”和“耐心资本”。
第二类海外投资来自海外公募基金，其中涉及到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也有新兴市场基金、区域性配置基金的中国仓位部分等。
与主权基金不同，海外公募基金对特定市场的流入和流出也是依赖团队的投资导向，其调仓行为也更多受到基金经理、公募机构及所在国家的个体风格制约。
第三类外资机构包含对冲基金以及其他交易灵活的海外投资者。这两者由于资金对收益的高要求而显示出投资的高度灵活性和逐利性导向，其交易行为往往较为短期，组合净值波动剧烈，短期内转身也很快。
第四类外资机构则包括其他海外投资者，比如小规模的退休金、家族办公室以及国外大型银行，如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的投资部门。
站在眼下时点，徐荔蓉预计，主权基金等“大型长钱”，未来5年将呈现匀速甚至阶段性加速的单边流入趋势，并成为一段时期投向中国的、海外资金增量的根基。
而从地域角度来看，以中东为首的亚非地区会是此类“大钱”的核心来源。欧洲等国家对投资中国尚存在地缘政治上的顾虑，但对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机遇，也已整体呈现出认同情绪。
价值投资的“中国故事”，会有其独特的受众和空间，对此徐荔蓉深有信心。他更相信，讲好这类故事可以让整个市场和中外投资者都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