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缘起于救助身陷困境的美国农业，然而初衷只为农业保护的关税，通过六个步骤演绎，最终引发了一次波及全球的关税“战争”。
不仅如此，《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秩序被重塑，这是一场涉及贸易流、供应链、一国内部政策、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全面重塑。
除贸易和总量增长受创之外，贸易体系层面，全球贸易一体化割裂，区域贸易集团形成。金融层面，货币竞争性贬值与金本位破碎导致国际货币体系重构。财政层面，各国公共财政收支均被迫收缩，但财政平衡压力加大。货币政策，多国在放弃金本位后进入降息周期，以期缓解公共债务危机。政治方面，贸易战催生保守和极端情绪，加大全球政局不稳定。
摘要
一、《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启动一轮全球关税战争
法案缘起于救助身陷困境的美国农业，1929年胡佛上台后，起初只是向国会提出对农产品征收“有限”关税。然而工业利益团体也抓住了这一提案，将工业品关税推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最后加征关税的产品达到3300多种。
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由40%提高至47%，由于存量税占比约2/3，世界经济萧条下通货紧缩导致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实际关税在1932年攀升至59%。
二、各国应对之二，多国迎来金融震荡且竞争性贬值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发布后，多国对美采取报复措施，大幅提升本国的贸易壁垒。从1928年至1932年，世界主要工业国平均关税提高幅度达98%。其中加拿大对美贸易依赖度高，反应最为激烈，率先宣布对美反制。欧洲各国对赚取美元外汇有重大诉求，也一致反对美国加征关税。
全球贸易体系逐步割裂，局部形成区域贸易集团。英国依靠自身庞大的殖民帝国版图，优先发展英联邦内部贸易。德国力求与东欧国家签订特惠贸易协定，设立双边结算安排。日本则把目光瞄准东亚。
三、各国应对之二，货币竞争性贬值、贸易限制加剧
货币竞争性贬值与金本位制度的放弃，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货币贬值潮始于1931年，大萧条期间银行危机导致金融恐慌和货币危机，各国黄金和外汇储备迅速流失，多国开始施行外汇管制，放弃金本位。
虽然货币竞争性贬值与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大萧条期间的金融动荡，并非各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应对举措，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加深、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各国应对之三，多国提高征税然财政压力依然扩大
国民收入大幅减少带来财政收入下滑。不少国家还对内提高了税率，引入了新税种（如营业税、消费税等），并收紧了税收征管方法。
财政支出普遍收缩。古典经济学盛行之下，政府逆周期扩大支出的国家较少，结构上普通行政开支明显下降，投资开支和公共工程方面也削减了大量资金，但如国防和偿债支出具有刚性，基本维持不变，社会服务支出虽减少但也难大幅削减。
多数国家公共债务总额趋于增加。在收入下降和部分支出难以大幅减少的时期，增加负债不可避免的。财政稳健国家通过发行长期借款来弥补预算赤字，财政欠佳的政府则较难筹集长期债务，更多依赖举借短期债务，甚至求助于中央银行。
五、各国应对之四，各国货币被动选择宽松
放弃金本位制度后，各国货币政策总体转向宽松，利率不断下调。货币宽松政策始于1932年2月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6%降至5%。此后中央银行贴现率普遍且几乎持续地降低。
政府转换债务期限降低财政付息负担。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荷兰、法国、意大利、新西兰、瑞典和瑞士等政府都转换了部分公共债务期限,一定程度减轻了财政负担。
六、1930s全球贸易战的衍生影响：不止于贸易受挫，衍生影响覆盖经济到政治多个方面
增长方面，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易，经济前所未有地剧烈收缩。1929年-1932年，世界贸易总值减少61%。
全球贸易体系逐步割裂，局部形成区域贸易集团。英国放弃了长期以来坚持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其前殖民地建立了关税优惠机制，但增加了对外国商品的关税。德国力求与东欧国家签订特惠贸易协定，设立双边结算安排。日本则把目光瞄准东亚。
金融方面，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奔溃，货币危机蔓延。直至二战后1943年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财政方面，各国财政平衡更加困难，赤字进一步扩张。多国提高了税率，引入了新税种，并收紧了税收征管方法。财政支出方面则明显收缩，赤字进一步扩张。
政治方面，贸易战催生各国保守和极端情绪，成为国际失序诱因之一。
风险提示：政策理解不透彻，经济走势不确定，美国政策紧缩周期或延长，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
引言
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看似是一场旨在救助美国农业困境的关税，然而后续引发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关税，进而影响全球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连带各国财政、货币政策随之而变，甚至撬开了一轮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生产-金融”体系重塑。
回顾《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及其后各国应对政策，并简要梳理这些应对策略是如何相互叠加，展开强大的蝴蝶效应，逐步引导全球经贸-金融体系重塑，或为我们当下关注本轮关税博弈及未来演绎，带来一些启发。
正文
一、《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启动一轮全球关税战争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缘起于救助身陷困境的美国农业，后扩展至全面产业保护。
20世纪20年代一战结束之后，世界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多数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经济总体处于繁荣期，史称“咆哮的二十年代”。
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效率，同时战后欧洲农业生产逐步恢复，最后也带来美国产品出口受阻，农业陷入困境。
农业困境是美国1928年大选的重要背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胡佛宣称：“当今我国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在农业。如果我们要让1/3的美国人民直接享受到经济繁荣，获得满足感，同时让全国人民间接享受到这些，那就必须为农业纾困。”他强调“适当的关税是救助农业的基石”。
1929年胡佛上台后，起初只是向国会提出对农产品征收“有限”关税。然而工业利益团体也抓住了这一提案，将工业品关税推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最后加征关税的产品达到3300多种，在国会投票通过后，尽管有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呼吁胡佛总统拒绝批准该法案，但1930年6月17日，胡佛还是正式签署通过了这一法案。
政府立法上调税率与通货紧缩共同作用，美实际关税税率从1929年的40%提升至1932年的59%。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由40%提高至47%，农产品关税税率提高到48.92%。
通货紧缩本身就会导致从量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当时美国约2/3的应税进口产品需缴纳从量税，当世界经济进入萧条期后，通缩效应导致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大幅提升，从1931年的53%，快速上升至1932年的59%。实际关税力度非常大。
这次关税博弈波及范围之广，实际关税税率之高，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之巨，可将此次关税博弈定义为一次“关税战争”。
二、各国应对之一，各国坚定实施关税反制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前，他国政府掀起激烈的反对和警告浪潮。
从众议院召开听证会、参议院审议、协商委员会开会，直至法案送到总统的书桌上，全程长达18个月，从1929年1月一直持续到1930年6月。
争论期间，不仅国内争论的反对声音很大，认为关税无法解决农业困境，只是满足了个别集团利益。他国政府也频频发出警告和抗议。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援引历史资料称，大概有65个国家对当时的新关税法案表达了抗议。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发布后，多国对美采取报复措施，全球贸易壁垒因此大幅抬升。
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几乎立即大幅提高了关税。
加拿大对美贸易依赖度高，反应最为激烈，率先宣布对美反制。加拿大出口中有43%左右销往美国，美国出口中约有20%销往加拿大，两国相互贸易依赖度高。加拿大立即对16种美国农产品等加征关税，这些产品在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产品中占到近1/3，同时降低了从英国进口的270种商品的关税，释放贸易转移信号。同年9月，新一届保守党政府进一步加码，通过了紧急关税法案，大幅提升纺织品、农具、电气设备和肉类等多种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多半产自美国。
欧洲各国对赚取美元外汇有重大诉求，一致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欧洲彼时出口中虽只有6%销往美国，但欧洲正迫切赚取美元偿还一战期间形成的沉重债务，并为进口筹措资金。同时欧洲认为美国经济在20年代高速增长，而欧洲则在战后重建中苦苦挣扎，因此对美加征关税十分不满。其中，西班牙、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直接针对美国进行了关税报复，而英国、法国、德国由于和美国签署过通商条约，需为美国提供最惠国待遇，不能进行单独贸易歧视，但各国仍有非歧视手段进行报复。如英国以卫生和公共健康为由禁止进口美国苹果，法国对汽车加征关税（主要由美国出口）、更多使用进口配额等。
三、各国应对之二，多国迎来金融震荡且竞争性贬值
货币贬值潮始于1931年。
大萧条期间银行危机导致金融恐慌和货币危机，各国黄金和外汇储备迅速流失，多国开始施行外汇管制，进一步阻碍了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
货币竞争性贬值与金本位制度的放弃，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
1931年9月英国金融压力加大，选择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丹麦、荷兰、印度、挪威和瑞典等其他盯紧英镑的国家也脱离了金本位，允许本国货币贬值。
纷纷货币贬值进一步恶化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关税和贸易限制进一步接踵而至。国际联盟1933年的《世界经济调查报告》称：在1931年9月1日之后的16个月里，23个国家普遍上调了关税，其中有三个国家在这一时期两度上调关税。50个国家上调了部分产品或某几类产品的关税……32个国家采取了进口配额、进口禁令、许可证制度及类似的数额限制举措。贸易政策的变化更加频繁……这份简单直观的清单完全不足以清晰地描绘出各国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有多么复杂。
虽然货币竞争性贬值与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大萧条期间的金融动荡，并非各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应对举措，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加深、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各国应对之三，多国提高征税然财政压力依然扩大
（一）一般公共财政收支预测
国民收入大幅减少带来财政收入下滑。
1929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的国民收入下降了53%，德国同期的国民收入估计下降39%，英国下降20%，荷兰下降30%。1928年至1931年期间，澳大利亚的国民收入下降33%，新西兰下降33%，罗马尼亚下降36%，下降趋势在1932年延续。各国公共财政收入相应大幅下滑。
公共财政收入下降在某种程度还有所被掩盖，因为许多国家提高了税率，引入了新税种（如营业税、消费税等），并收紧了税收征管方法。如果不考虑税率提高，按照原有框架来看，各国财政下行压力其实更大。
财政收入承压之下支出普遍收缩。
当时普遍盛行古典经济学，因此政府逆周期扩大支出的国家较少。
受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支出普遍收缩。不过，一些主要支出项目方面减支仍存在巨大困难，如国防和偿债支出基本维持不变，社会服务支出虽已经减少但总额仍然很高。普通行政开支明显削减，公务员的薪水降低，在投资开支和公共工程方面也削减了大量资金。
据估计，英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在公共工程方面的非经常开支在1929-30年和1932-33年期间下降了35%，意大利公共工程支出从1928-29年的20.48亿里拉下降到1931-32年的17.26亿里拉，荷兰1931年有6600万荷兰盾投资于公共工程和交通，1933年只有3500万荷兰盾。
有一些例外情况是中国、日本、意大利、瑞典和苏联等。在这些国家中，中国主因实行的是银本位制，且通胀水平不断上升，军费开支庞大。日本也存在军费开支增加和货币贬值现象。苏联则是在计划经济下逐年稳步增加支出。瑞典政府则决定扩大开支来消除萧条，但明确政府借款未来将通过征收高额的新增遗产税偿还。
多数国家公共债务总额趋于增加。
在萧条期间，除法国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都有所增加，预算平衡困难加剧，在收入下降和部分支出难以大幅减少的时期，增加负债是不可避免的。从债务结构上看，拥有良好信用的财政稳健国家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借款来弥补预算赤字，并为资本支出或特殊目的筹集资金。财政状况欠佳的政府则较难筹集长期债务，更多依赖举借短期债务，甚至求助于中央银行。
五、各国应对之四，各国货币被动选择宽松
放弃金本位制度后，各国货币政策总体转向宽松，利率不断下调。
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储备决定的，其扩张受到约束。退出金本位制后，货币供应就可以灵活调整，可以自由地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赤字规模被动扩张，压低利率尽量维持财政运行，这是当时货币被动宽松的底层逻辑。
货币宽松政策始于1932年2月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6%降至5%。此后中央银行贴现率普遍且几乎持续地降低。中央银行利率的降低迅速传导至货币市场，进而降低了短期借款人的信贷利率。然而金融恐慌余温尚存，银行投资坏账仍在，这些因素依然障碍阻止廉价信贷迅速渗透到工业和贸易中,因此公共和私人投资的长期利率仍然难以降低。
货币宽松政策并非无效。首先，商业银行改善了自身的现金状况，从而使它们能够更有把握地面对工业重建的难题。此外，处境有利的借款人能够利用短期市场上的较低利率，如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荷兰、法国、意大利、新西兰、瑞典和瑞士等政府都转换了部分公共债务期限,一定程度减轻了财政负担。
六、1930s全球贸易战的最终意义：贸易受挫只是第一步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缘起于救助身陷困境的美国农业，最后却引发了一轮全球“贸易-经济-金融”秩序重构的广泛影响。回顾这一扩散化的演绎路径，关键有六个步骤：
其一，从局部关税扩散到全面关税。被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使用，演变成一场美国全面关税。
其二，从单国关税扩散到广泛的关税反制。面对美国全面高关税，各国自然反应是采用关税反制。尤其是跟美国贸易往来较高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率先开展关税反制。而跟美国经济互动较高同时需要赚取美元外汇的欧洲各国，如西班牙、意大利、瑞士、葡萄牙、英国、法国也开启了不同程度的关税反制。可以说关税反制几乎波及当时世界上的主流经济体。
其三，从关税冲击到全球范围内通缩。普遍关税反制直接效果是抬高全球贸易壁垒，这种高贸易壁垒影响全球贸易，冲击全球总需求。而又因1930s年代的关税征加主要采用从量税方式，随着通缩蔓延全球，从量税加重关税征加，另全球深陷通缩。
其四，从全球贸易下滑演绎到金融震荡并引发货币竞争性贬值。关税反制、贸易下滑，全球通缩，叠加金融市场波动，各国不得不采用竞争性贬值来尽量维持贸易平衡。而这一操作，客观上导致关税的影响从贸易生产领域扩散到金融货币领域，为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埋下种子。
其五，从贸易出口下行到各国提高国内税收以应对财政收支压力。当时各国主要采用金本位，财政逆周期扩张的操作并不流行。出口受挫影响总量经济，财政收入随之下行。为了避免财政收入下行带来的收支压力过大，多国纷纷引入新税种（如营业税、消费税等），并收紧了税收征管方法，客观上抬升国内税收。这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赤字压力，但终不改财政赤字转多的事实。
其六，从财政压力扩大演绎到各国选择货币宽松。财政扩张叠加竞争性货币贬值，最终带来金本位体系的松动。而面临财政付息压力，各国也开始选择放松货币，减轻公共债务压力。
走完上述六个步骤之后，一次发起初衷只为救助农业行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最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秩序重塑——涉及贸易流、供应链、一国内部政策、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全面重塑。
七、1930s全球贸易战的衍生影响：覆盖经济到政治多个方面
增长方面，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易，经济前所未有地剧烈收缩。
1930年，世界贸易总值比1929年减少19%，1931年又减少28%，1932年减少33%，因此1929年-1932年，世界贸易总值减少61%。美国的出口总额同期也收缩了68.9%。
根据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里根政府前顾问道格拉斯·欧文使用进口需求方程测算的数据来看，1929-1933年间，美国进口额下降的总额中，约30%-40%是由于关税的提高所致，60%-70%则归因于大萧条时期国民收入的下降。即美国关税法案虽然不是大萧条包括贸易大幅萎缩的主因，但也施加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全球贸易体系逐步割裂，局部形成区域贸易集团。
从1928年至1932年，世界主要工业国平均关税提高幅度达98%。
英国也放弃了长期以来坚持的自由贸易政策，依靠自身庞大的殖民帝国版图，召开了“渥太华会议”，要求优先发展英联邦内部贸易，英国和其前殖民地建立了关税优惠机制，减少了对英国商品的部分关税，形成低关税区域，但增加了对外国商品的关税。
德国力求与东欧国家签订特惠贸易协定，设立双边结算安排。日本则把目光瞄准东亚。
金融方面，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货币危机蔓延。
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广义上还包括金汇兑本位）保障了国际交往货币支付的顺畅。但贸易战一方面加剧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各国纷纷施行外汇管制与货币贬值，另一方面使得国际贸易与债权债务结算中的多边支付体系被各种形式的双边支付体系取代而逐渐崩溃，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一战后重建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最终崩溃。
直至二战后1943年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央行可以1盎司等于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才一定时期内对稳定资本主义世界货币汇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财政方面，各国财政平衡更加困难，赤字进一步扩张。
在萧条期间，除法国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都有所增加，预算平衡困难加剧，许多国家提高了税率，引入了新税种，并收紧了税收征管方法。但更多主要是加大了赤字。拥有良好信用的财政稳健国家可以发行长期借款，财政状况欠佳的政府则较难筹集长期债务，更多依赖举借短期债务，甚至求助于中央银行。
政治方面，贸易战催生各国保守和极端情绪，成为国际失序诱因之一。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加拿大激发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藐视，时任麦肯齐·金政府虽对美立即进行了关税报复，但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认为加拿大最初采取的报复措施力度不够，利用选民对美国的愤怒成功赢得大选，并进一步升级了关税报复力度。
邻国古巴由于其经济高度依赖对美出口食糖，《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颁布与大萧条使古巴经济严重恶化，1933年亲美政府倒台，此后古巴和美国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周君芝、王泽选，来源：CSC研究 宏观团队，原文标题：《1930s关税战：各国应对及衍生影响 | 全球供应链新秩序（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