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周一，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表长文——《内战？》。
达利欧围绕国家内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进行分析。根据达利欧的总结，第五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
达利欧总结了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
这些“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社会矛盾激化，富人与穷人之间缺乏共情与联系；政治极化、中间派式微，民粹力量崛起；官僚主义横行，有效改革难以推进；媒体失真，真相丧失，信息被操控用于斗争；法治弱化，人们更关注情绪与立场，规则被弃；暴力抗议频发。
文章强调，解决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强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国家要避免灾难性崩溃，就必须在第五阶段发力，推动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实现更公平的财富与机会分配，保持社会凝聚力。这种领导人需要具备团结全社会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对立。
达利欧告诫，不要盲目相信“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这里”。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能在周期中不断自我修复、不断适应变化的国家。
达利欧的最新文章，正值洛杉矶动荡升级之际：
据新华社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政府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和美国防部据此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地区的命令违法，并请求法院撤销相关命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公开支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的建议，称派遣国民警卫队是很好的决定，不想发生内战。
美国可能已经进入“内战前阶段”
达利欧凭借自己超过50年的全球投资经验，以及对过去500年历史兴衰周期的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解世界秩序演变的模板。他认为，当前全球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以惊人的相似度，印证着他在此前著作《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中提出的理论模型：
在我2021年出版的《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我描述了一个模板，可以用来与实际发展进行对照，从而帮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解释了那些推动世界秩序变动的大周期中，永恒且普遍的因果关系。这个模板让我相信，货币体系、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会出现趋同式的崩溃。不幸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正与这一模板高度吻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帮助你从我提出的这个模板的角度来理解近期的发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国内秩序的瓦解（我将其描述为某种形式的“内战”，不过这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会互相残杀）。
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出了一个略带寒意的警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已经进入了他所描述的大周期中的“第五阶段”——一个他称之为“内战前阶段”的时期。达利欧的核心观点是，当一个国家同时出现三大要素——严重的财政困境、巨大的内部财富与价值观鸿沟，以及剧烈的外部经济冲击时，一套“有毒组合”就形成了，这往往是通往大规模内部冲突，甚至是革命的序曲。
他详细剖析了从第五阶段滑向第六阶段（即内战阶段）的种种迹象和内在逻辑。
“有毒组合”：引爆冲突的三大要素
达利欧首先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他称之为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这个组合包含三个关键部分：
- 国家和民众的财务状况普遍恶化，尤其是背负着巨额债务和无法兑现的承诺。
- 社会内部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分歧，不同阶层之间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
- 遭遇了一次剧烈的经济冲击，比如金融泡沫破裂、大规模自然灾害（疫情就是典型例子），或是战争。
他打了个比方，这次冲击就像一次“金融压力测试”。一个国家的财政健康状况就是它的“缓冲垫”。如果缓冲垫足够厚，或许还能扛过去；但如果本就债台高筑、贫富悬殊，那这次测试就可能直接让系统崩溃。
达利欧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后发现了一个规律，他指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
为什么政府的财政如此关键？因为当私营部门出现危机时，政府是最后的救助者。可如果政府自己也“没钱”了，它就无法履行救助职能，无法维持社会基本运转，也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自身的“权力”。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就是，政府的赤字大到除了本国央行，没人愿意再购买它的国债。这时，能印钞的政府（如美国联邦政府）会疯狂印钱，导致货币贬值；而不能印钞的地方政府（如美国的州政府），则只能选择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这又会激化与富裕阶层的矛盾，导致他们“用脚投票”，纷纷迁离。
达利欧表示，他在撰写本文时，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
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从制度失灵到人心撕裂：第五阶段的典型症状
达利欧进一步警告说，上述的“有毒组合”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它总是伴随着其他一系列加剧局势恶化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以下这些因素出现的越多，一个社会滑向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颓废：在周期的后期，社会风气从注重生产性投资转向追求享乐和奢侈消费。富人们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享受，而穷人们在困苦中目睹这一切，只会感到极度的不公和愤怒。这种奢靡不仅激化社会矛盾，还削弱了国家的长期生产力。
官僚主义：随着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僵化的规则和程序会阻碍那些显而易见的好事发生。达利欧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为例，宪法将教育权下放到地方，导致富裕地区的学校远超贫困地区，形成制度性的不公。尽管人人都知道这不合理，但根深蒂固的体系使其几乎无法被改革。
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当民众的不满和愤怒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些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民粹主义领袖便会崛起。他们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倾向于对抗而非合作，加剧了社会的政治极化。达利欧认为，中间派的消失是第五阶段的典型特征，到了第六阶段，中间派将荡然无存。
阶级斗争：在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倾向于用刻板印象将他人划分为敌我阵营。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和“替罪羊化”开始盛行，这种情绪在第六阶段会演变成极其危险的排斥、监禁甚至消灭对方的冲动。
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媒体不再是真相的守护者，而是沦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左右两派的媒体与政治力量联手，通过歪曲和宣传来攻击对手。达利欧引用盖洛普民调数据指出，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已从1976年的72%暴跌至近年来的41%。他甚至分享了个人经历：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因害怕被媒体和网络暴力伤害家人，而不敢竞选公职服务国家。
规则被抛弃：当“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常态
达利欧指出，从第五阶段滑向第六阶段（即内战）的转折点，在于人们对待规则和体系的态度。
当人们对各自“诉求”的激情，压倒了对维护体系本身重要性的认同时，这个体系就岌岌可危了。法律和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大多数人愿意在框架内合作与妥协。可一旦人们不再讲理，而是被情绪驱动时，情况就完全变了。达利欧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心态会如何表现？他列举了几点：当权者将法律和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抗议活动愈发频繁和暴力；人们开始诉诸赤裸裸的力量对抗，而非规则内的博弈。此时，社会秩序的崩溃已近在咫尺。
正是在这个阶段，达利欧提出了一个看似冷酷却极为现实的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当风暴真正来临时，离开的大门往往会突然关闭，无论是人身自由还是资本流动，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六阶段的残酷真相：内战与秩序重建
如果社会最终未能悬崖勒马，会发生什么？达利欧毫不避讳地描述了“第六阶段：内战爆发时”的残酷图景。他强调，我们不应抱有“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的侥幸心理，因为历史表明，内战几乎是周期演化的必然结果。
在探讨社会撕裂的原因时，达利欧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民主制度在危机时期的内在脆弱性。他认为，“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往往使选民更容易被候选人的“人气”而非实际能力所左右。在剧烈的冲突时期，民主所依赖的协商与妥协机制，会因为各方立场尖锐对立而陷入瘫痪，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民怨沸腾。
这种治理真空恰恰为另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土壤。达利欧警告说，民主制度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其功能失调最终可能引发一场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承诺带来秩序和强有力的领导，迎合了那些渴望稳定的大众心理。他引用了大量历史案例来佐证这一观点，比如古罗马共和国的解体、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崩溃等。
内战的本质，是一场彻底的财富和权力大洗牌，是对一个已经失灵、无法自我修复的旧秩序的颠覆。达利欧提到，内战的残酷性远超人们的想象。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每个人都必须选边站队，根本没有中间地带，“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
此外，内部的混乱往往会引来外部势力的干预，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某一方，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血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部战争常常同时爆发的原因。
达利欧还观察到一个现象：领导这些革命的，往往不是赤贫的底层民众，而是受过良好教育、颇具魅力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擅长组织和动员，能够将各种不满情绪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
尽管内战与革命的代价极为惨重，但达利欧也指出，它并非只有毁灭。如果处理得当，它可以摧毁僵化腐朽的旧制度，为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具活力的社会打下基础。他认为，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社会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者。
第一种是极其罕见的“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们拥有卓越的智慧和手腕，能够团结对立的派系，通过和平改革重新构建一个让大多数人受益的新秩序。第二种则是更常见的“强有力的战斗者”，他们能带领自己的阵营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出，用暴力来建立新秩序。
无论新秩序由谁建立，其成败的最终标准只有一个：“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如果不能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改善，那么这个新政权也终将重蹈覆辙。
总结：演化中的抉择
在文章的最后，达利欧重申了他的核心世界观：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除了“演化”。成功的关键在于理解我们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最终，达利欧给出的“最响亮、最明确”的历史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