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涛:走出“内卷”靠什么?

国金证券宋雪涛、张馨月
国金证券表示,汽车降价对CPI产生了持续的拖累,对CPI的影响约0.2至0.3个百分点。走出内卷需要三方面努力:改革破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外交打开海外市场特别是与欧盟的新能源贸易谈判,以及持续创新突破。

5月CPI同比下降0.1%,最大的拖累项是交通和通信,降幅达到4.3%,是CPI大类中唯一的负增长项目。具体来看,在交通通信项中,5月CPI交通工具分项的同比下降3.4%,主要原因是汽车降价。根据乘联会数据,5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13%,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28%,但5月社零中的汽车消费金额的增速仅为1.1%,原因也是降价。5月整车厂启动了新一轮价格下调。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中旬汽车市场折扣率为24.8%,相比4月份的23.7%进一步扩大,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折扣水平。

新能源车降价并非新鲜事。一方面,电池上游原材料碳酸锂价格从2022年11月的56万元/吨的高点跌到了目前6万元/吨,期间新能源车价格持续下调。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进步,经销商必须降价才能加速清理相对落后的车型库存,最近备受争议的“0公里二手车”也与此有关。

汽车降价对CPI产生了持续的拖累,对CPI的影响约0.2至0.3个百分点。但这包含了一部分“技术性通缩”的因素,新能源车的降价如同十年前的智能手机降价,技术进步带来了更好的物质享受。所以,有时价格表现与实际经济表现并不必然对应,尽管CPI和PPI均负增长,但工业企业利润仍然保持小幅正增长,GDP实际增长依然超过5%。

然而,价格战确实也压低了企业利润率。中国流通协会报告显示,2024年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仅为4.3%,低于整个下游工业的利润率及2023年水平。今年1季度,汽车行业的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到3.9%。与此同时,整车厂激烈的价格战也正在向中上游蔓延,整个产业链都在为价格战买单。

国内整车厂的有息负债占比并不高,但应付账款和票据占总负债的比重高于国际车企。2024年底,18家样本车企的应付账款和票据总额为1.07万亿元,总负债为2.29万亿元,应付账款和票据占总负债的比例为46.8%。同期,丰田汽车、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特斯拉的应付账款和票据占总负债比重分别为9.6%、10.0%、15.2%和25.8%。今年1季度,整车厂的账期由去年平均的166天进一步延长至215天,国际车企的账期通常在1-2个月。另外,付款方式也并非完全以现金形式,部分为票据商票,在实际流通贴现时还要打折。

车企价格战引发了产业链的反弹并引起政策关注。6月1日,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6月10日起,多家车企发表声明,承诺将账期缩短至60天内。这是行业内卷式竞争到一定程度后触发了行业产能出清的一次催化剂。缩短车企供应链账期、压降应付账款占比、降低有息负债占比,既是企业的去杠杆,也是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而要破除内卷,依靠企业自发承诺限制应付账款占比、缩短账期,只能是一时之举。

“内卷”不同于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通过优胜劣汰,产生价格秩序,提高产出效率,实现系统熵减。“内卷”是非市场化下的竞争,造成内卷的原因恰恰是非市场因素。其中,既有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发展观错位,政绩考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求是网:《整治“内卷式”竞争难在哪里》),也受外部环境的限制,导致中国产品不能正常出售到海外。比如,2024年5月,美国宣布对我国的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分别征收100%、50%的关税;2024年10月,欧洲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在原有10%的关税基础上,加征17%-35.3%的关税。

所以对于“内卷”,不应以道德标尺评价好坏,而应破除造成内卷式竞争的非市场化因素。比如,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建立高效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解决外部需求问题——打开欧美市场,把中国的好商品、好技术、好服务卖出去,让人民币可以走得更远更深更广,伴随金融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提高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

因此,走出内卷既要靠改革,也要靠外交,尤其是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更重要。过去两个月,无论是美国的关税战还是出口管制,其影响已大不如前——中国既可以转口或者出海至其他国家,也能针对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卡脖子”找到替代方案。相比之下,中国与欧盟的谈判更加重要,主要聚焦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拥有高质量和高性价比的新能源车、电池包和光伏板,但这些产品受到欧盟的反补贴关税限制,其需求空间无法完全打开。

近些年欧盟自身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停滞不前,纯电动车的渗透率徘徊在15%上下,同期中国和北欧的纯电动车渗透率已分别超过30%和45%。同时,欧盟有实现能源自主化的战略诉求,需要加快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新能源的发电、输电、配电、充电、用电的电气设备和解决方案既是中国的技术强项,也是中欧的共同利益。

近期中欧谈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新能源车的最低进口价格。4月10日,欧盟宣布与中国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将启动以“最低进口价格“机制替代现行对华电动汽车关税的谈判。6月3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谈,商务部表示“中欧双方电动汽车案价格承诺磋商进入最后阶段,但仍需双方努力”。二是技术换市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自2021年以来一直处于“冻结”状态。5月6日,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为后续恢复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6月19日商务部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关系,将积极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共同为中欧高层交往做好经贸议题和成果筹备。

欧洲是中国海外市场的重要部分,新能源是中国优势产业的代表。借此次特朗普向其盟友加征关税的机会,中国有望改善与非美国家的贸易关系,提升商品贸易的质(更多出口中国优秀的工业品、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中间品),增加服务贸易的量(获得更多技术授权和专利使用收入),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和利润率,进而改善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链条上的就业收入和消费能力。

把“内卷”当成“恶性竞争”作为价值观批判,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走出内卷,仍需依靠创新突破,依靠改革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依靠外交努力打开更大的海外市场。

本文作者:宋雪涛,张馨月,来源:雪涛宏观笔记,原文标题:《宋雪涛:走出“内卷”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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