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航空打响“中场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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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硬仗。

作者 | 周智宇

编辑 | 张晓玲

如果说疫情后的强劲复苏是航空业的“上半场”,那么国泰航空于8月6日交出的2025年中期成绩单,无疑吹响了“中场战事”的哨声。

财报显示,国泰上半年录得股东应占溢利36.51亿港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并宣布派发13亿港元中期股息,对于一家刚走出历史性困境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份稳健的答卷。

然而,在营收543.09亿港元,同比增长9.5%之时,国泰航空净利增速来到1.1%。这是个清晰的信号,宣告着那个依靠供需失衡便能轻松获取高利润的“顺风局”已经结束。

所谓“中场战事”,核心已不再是关于复苏的速度,而是关于博弈的深度。当高票价成为过去,当全球运力涌入导致竞争白热化,当宏观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守住盈利、争夺份额、布局未来,成为了摆在国泰乃至整个行业面前的硬仗。这份财报,正是这场硬仗的开篇。

正如国泰集团主席贺以礼所言:“过去几年建立的强大基础,让我们比以往更有韧性……但影响整个航空业的这些波动,也会影响到我们公司。”

“当越来越多的载客量被引入到市场,供需之间的不平衡也被弥补了。因此,你可以看到利润也是回调了。”贺以礼的这番话,精准概括了当前全球航空业的核心挑战。

这并非国泰独有的困境。放眼全球,从北美的西南航空到中国内地的三大航,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增收不增利的烦恼。国泰的数据极具代表性:上半年合并载客量同比上升30%,但客运收益率却下滑12.3%。

这一现象背后,是两个层面的结构性变化。

随着全球运力大规模恢复,惨烈的价格战全面铺开。国泰在北美、欧洲航线分别增班50%和30%,直接导致票价下调。这与中国内地航司在国内市场通过价格换量的逻辑如出一辙,只不过国泰的“战场”是在国际航线上。

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凯诗坦言,收益率较低的过境旅客比例已回升至接近疫情前一半的水平。这意味着,国泰必须卖出更多的机票,才能弥补单张机票利润的下滑。这在全球范围内同样适用,高利润的“点对点”直飞商务客的增长,正被对价格更敏感的休闲和中转客流所稀释。

如果说收益率下滑是共性难题,那么子公司和货运业务的表现则反映了区域市场的特殊挑战。

子公司香港快运由盈转亏,亏损约5亿港元。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将其归因于日本市场的短期冲击和战略扩张的阵痛。上半年关于日本地震的谣言,让6月赴日旅游需求大幅放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绩。不过撇开这个因素,这份业绩也折射出亚洲区域内低成本航空市场的激烈搏杀,新航点的培育和成熟需要时间与成本,规模翻番的背后是盈利能力的短期牺牲。

曾作为疫情期间“现金牛”的货运业务,正面临全球贸易冲突的直接冲击。刘凯诗承认,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影响了从内地经香港运往美国的货运需求。尽管国泰通过将运力灵活调配至东南亚、印度等地区部分对冲了损失,但货运载运率和收益率的双降,依然预示着这条“黄金航线”的未来挑战重重。

挑战固然存在,不过国泰管理层用一份超过1000亿港元的庞大投资计划,给出了自己的解题之法。增购14架波音777-9型宽体客机,使未来待接收新飞机总数超过100架,这笔巨额投资,赌的是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长远未来,更是大湾区故事能否兑现为强劲利润。

“我们未来的增长还是要靠大湾区内地9大城市对我们未来增长的支撑。”林绍波的这句话,清晰地指明了国泰的战略重心。

“植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国泰在看清行业未来后的必然选择。当全球点对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背靠中国内地这一全球最具潜力的航空市场,利用香港的独特枢纽地位,成为国泰构筑核心竞争壁垒的关键。

其战略可被解读为用最高效的方式,在红海的国际中转市场中,精准捕捉来自中国内地的蓝海高价值客源。从招聘内地员工到推出“寻味中华”机上餐膳,再到利用“海陆空联运”无缝衔接大湾区旅客,国泰正全力将独特战略定位,转化为独特的商业价值。

市场的逻辑已然重写,激烈的市场竞争取代了复苏期的普涨红利。净利润增速的急刹车,是国泰乃至所有航司都必须直面的现实。

当高票价的盛宴散场,谁能赢得未来?国泰给出的答案是:以坚定的长期投资锁定未来运力优势,同时,以最贴近市场的方式深入中国内地腹地,争夺最高价值的客源。

它所押注的,不仅是香港枢纽的未来,更是自身能否在与中国内地航司的“主场”竞争中,凭借更优质的国际化服务和网络,脱颖而出。这不仅是国泰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市场判断谁能在这场全球航空业的“新王座资格赛”中胜出的核心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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