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正在利用一种典型的结构化融资手段，试图达成看似不可调和的财务报告目标：既利用外部资金建设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巨型AI数据中心，又极力避免相关庞大债务和资产体现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上。这种被称为“人工智能遇上人工会计”的操作，正将复杂的金融工程推向极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Meta上月宣布了一项新的融资交易，将其在路易斯安那州价值270亿美元的“Hyperion”数据中心项目剥离至与投资管理公司Blue Owl Capital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Meta持有该合资企业20%的股份，Blue Owl旗下基金持有80%。持有Blue Owl份额的控股公司Beignet Investor随后向投资者（主要是Pimco）出售了当时创纪录的273亿美元债券。
Meta表示将不会合并该合资企业的财务报表，这意味着这一巨额资产和相应负债将保留在Meta的资产负债表之外。Meta声称并未掌控对该合资企业经济效益影响最大的活动，且租赁续约不具有“合理确定性”。这一安排旨在维护Meta近乎完美的信用评级，同时满足AI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
然而，这种有利于Meta的会计处理结果建立在一系列便利却看似互相矛盾的假设之上。从运营控制权的归属到租赁期限的认定，再到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隐性担保，Meta的一系列会计决策正面临严密的审视。市场质疑的核心在于，Meta是否在实质上承担了本应体现在表内的风险与义务。
“表外”处理的会计挑战
Meta利用被称为可变利益实体（VIE）的会计结构来处理该合资企业。根据会计准则，如果Meta是该实体的“主要受益人”，则必须将其并在报表中。要成为主要受益人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拥有指导对VIE经济绩效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二是必须有义务承担重大损失或有权获得重大收益。
在关于“控制权”的认定上，Meta的主张与其实际能力存在矛盾。虽然Blue Owl控制了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但这种投票权和法律形式在会计认定中并非决定性因素。
关键在于实质性权力与经济影响力。作为一个超大规模计算企业，Meta显然比金融家Blue Owl更具备运营数据中心的专业知识和决策能力。该项目的经济成败最终取决于Meta的决策与技术，但Meta在披露中坚称其“不指导对合资企业经济绩效影响最大的活动”。
风险敞口与“隐形”担保
在经济利益与义务上，Meta的实际风险敞口更为明显。Meta拥有对数据中心及其建设的运营控制权，并承担成本超支和工期延误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Meta提供了一种所谓的“剩余价值担保”。
这一担保条款规定，如果Meta不续签租赁合同或提前终止，且没有新租户接手，Meta将向Pimco等债券持有人覆盖全额欠款。这种担保极大地降低了债券投资者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Meta在经济上深度介入。这种安排为Meta续约提供了强烈的激励，因为一旦Meta违约离开，它仍需通过担保偿还债务。
“经营租赁”与续约的博弈
交易结构被设定为租赁模式，Meta将自2029年起租赁该数据中心，初始期限仅为四年，并拥有每四年续签一次的选项，最长可达20年。这种短期的初始租赁结构使Meta得以采用“经营租赁”而非“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需确认的租赁负债和相关资产。若采用融资租赁，Meta将在账面上看起来更像是资产所有者并背负债务。
为维持这一有利的会计结果，Meta必须根据会计规则主张未来的续约并非“合理确定”。这是一个极具主观判断的门槛。然而，考虑到AI基础设施的长期性和巨额投入，仅使用四年似乎有悖商业逻辑。这里存在明显的张力：如果有担保的存在激励了Meta续约，那么续约应当被视为更具确定性，从而推高表内负债。
逻辑悖论：既要、又要、还要
Meta的会计处理最终陷入了一种逻辑悖论。根据华尔街日报分析，如果按照Meta的假设，续约是不确定的，那么触发“剩余价值担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根据会计规则，如果支付是“可能”的，Meta理应确认这笔担保负债。反之，如果因为有担保而使续约变得确定，那么租赁负债的规模就应当大幅增加。
要使Meta目前的账目成立，投资者必须同时接受三个相互冲突的假设：Meta缺乏对项目关键事项的决策权；Meta对这一核心资产的租期可能仅维持四年；以及Meta大概率无需履行其提供的巨额担保。这一系列建立在特定事实模式上的判断，与其说反映了经济实质，不如说是一场精密的金融工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