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高收入经济体的核心特征在于普遍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实现这一特征的关键因素在于：
1、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服务业先行、工业保持优势地位，能够保证转型过程中全社会生产率不受损。
2、技术进步的角度看，高收入经济体，特别是以日本、新加坡等为代表的追赶型经济体在科研与教育上投入力度极大；产品出口附加值也大幅高于以欧美为代表的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科技立国促进了生产率的稳定提升。
3、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看。高收入经济体的政府调控地位不低、且更廉洁的政府也更有利于制度的优化。人口方面，移民净流入也实现人口要素的优化。
本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转型、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等角度出发，寻找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特征。
在分析中，我们将高收入经济体可进一步分为2类：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分别对应1965年（含）就已经达到且稳定处于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和1965年之后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为与之形成对比，我们构建了中等收入经济体样本，即连续10年以上未达到高收入水平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报告摘要
特征1：高收入经济体普遍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根据索洛模型，经济长期增长的终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从全球经验来看，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是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实现跨越中等收入线的重要前提。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左右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放缓，但仍能保持正增长。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在人均GDP达到2000-3000美元阶段时就已出现负增。
特征2：产业结构转型因素——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先行、工业保持优势地位
去工业化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方向，高收入经济体能够实现成熟型去工业化。所谓成熟去工业化：
①从服务业的角度看，在去工业化进程中，会伴随着服务业的高端化，即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加速提升，数据上体现为服务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基本接近。此时工业就业人口向服务业转移时不会带来全社会生产率的下降。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远低于工业，过早启动工业化会使大量劳动力被迫转移至低生产率的服务业，损害了全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②从工业的角度看，在去工业化进程中，高收入经济体始终保持工业在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因为工业是提高生产率最快的产业，保持一定的工业比例才能保证社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而中等收入经济体目前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降至低于同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
③追赶型经济体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消费率会出现下降，而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亿美元，消费率会再度提升。由于过高的消费率会对挤出投资，因此追赶型经济体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早期，都呈现出消费率的下降，从而将资源向投资倾斜。反之中等收入经济体则始终保持消费率处于75%左右的偏高水平，接近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水平，这导致了这类经济体缺乏持续的投资与技术进步。
特征3：技术进步视角——追赶型经济体在科研与教育投入力度极大
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的第一项衡量指标为研发支出/人均研发支出，可以看到其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追赶型经济体的支出体量高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这可能也是追赶型经济体能够成功追赶的关键因素之一。
技术进步的第二项衡量指标是教育投入。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追赶型经济体在教育相关指标上同样强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可以看到，追赶型经济体得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研发支出的规模、提高国民接受教育的广泛度与质量可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特征4：技术进步视角——出口附加值提升是出口持续增长的关键
一个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存在“天花板”，但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出口额仍能持续伴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因此扩大人均出口额的方式是提供更高增加值的出口产品。我们选用经济复杂性指数（ECI）来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复杂程度（间接反映出口附加值），各经济体的ECI指数与人均GDP呈强正相关，高收入国家更倾向于出口高复杂度的产品。这与特征3相一致，即追赶型经济体在提升技术实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方向投入了极大的努力，或是其得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秘诀”。
特征5：要素配置效率视角——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政府调控地位仍较强
尽管传统高收入经济体更强调“大市场、小政府”，但在经济发展早期也高度依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指标）才开始趋于稳定。而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确实呈现出政府干预偏少的特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处于25%左右的偏低水平。
而政府对经济调控地位较强的同时，降低政府腐败程度对政府的制度设计、要素配置效率都有较大影响。高收入经济体的腐败程度相对偏低；而中等收入经济体普遍存在腐败程度较高的问题。
特征6：要素配置效率视角——后人口红利期，移民实现人口要素的优化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主流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净移民的增加有助于能够补充劳动力人口，缓解了老龄化进程，并且高技术、高学历移民的引进也可进一步推高劳动生产率。背后的机制在于：①移民可以增加国内消费；②高技能移民和本土居民掌握的技能存在互补性，能进一步提高要素的产出效率；③创业移民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④高技能移民本身就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提升当地的整体生产力。
风险提示：对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特征总结不全面
报告正文
何为高收入经济体，我们先对选取的样本经济体进行分类，我们共选取24个样本经济体，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可进一步分为2类：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这两类经济体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目前均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二者的成长路径不同。将两类经济体区分开更有利于我们观察中低收入经济体成功转型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有哪些异同。另外构建中等收入经济体样本，将其发展特点与高收入经济体形成对比。
传统高收入经济体（12个样本）：以人均GDP为标准[1]，在1965年（含）就已经达到且稳定处于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称为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主要为美欧经济体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追赶型经济体（4个样本）：1965年之后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称为追赶型经济体（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
中等收入经济体（7个样本）：截至2023年最新数据已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连续10年以上未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称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南非、泰国、土耳其）。
在明确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后，下面我们尝试寻找高收入经济体普遍存在的特征、追赶型经济体是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发展上存在哪些问题。
一、特征1：高收入经济体普遍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根据索洛模型对经济增长的描述，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产出增长，而产出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本，因此人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人均资本的增长。但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因此人均资本的提升并不能带来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对此索洛模型的解释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终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全球经验来看，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是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实现跨越中等收入线的重要前提。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伴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均GDP在接近1万美元左右时），这两类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放缓，但仍能保持正增长；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在人均GDP达到2000-3000美元阶段时就已出现负增。
高收入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在产业结构上最主要的特征在于：①服务业附加值大幅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接近；由于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接近，因此工业部门就业人口向服务业转移时不会导致全社会的生产率下滑，反而能够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②去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工业优势地位，工业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
而反观中等收入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在于：①去工业化进程过早，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与工业差距较大，在此时大幅减少工业比重，就会导致大量人口由高生产率的工业被迫流向低生产率的服务业，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甚至下滑；②去工业化的程度过大，目前工业占GDP的比重不到30%，低于同发展阶段的高收入经济体。
具体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工业、服务业生产率存在不同的比例关系。在此我们先利用蔡昉(2021)[2]对经济体的分类方式，从人口红利阶段进行分类。
前人口红利阶段（对应低收入经济体[3]），产业结构仍以农业为主，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50%，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仅11.8%、37.5%，且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增加值）均较低。
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对应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是服务业、工业开始和农业拉开差距的阶段，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南非等中等收入经济体处于此阶段。农业人口开始流出，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同时提升，分别达到22%、41%；这一时期由于工业与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均不高，因此二者的生产率差距较小，不过均与农业拉开差距。
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对应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是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巴西、泰国、马来西亚等中等收入经济体处于此阶段，中国也处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农业人口继续流出，工业与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8%、47%。但服务业生产率与工业的差距再度加大，服务业生产率仅为工业的89%。因此这一阶段进一步扩大工业部门比重更有利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后人口红利阶段（对应高收入经济体）各行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结构呈现去工业化，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报告中列举的追赶型经济体均属于这一阶段。后人口红利阶段农业人口比重已极低，仅3.3%，但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可达到工业生产率的约40%，因此农业人口进一步流出已无空间，且对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减弱。同时，这一阶段服务业生产率大幅提升，从而得以大量吸纳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而不会拉低整体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生产率达到工业的99%，二者几乎持平，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也达到75%。
我们再回到各经济体人均GDP发展阶段的分类口径做观察，同样可见，去工业化进程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生产率持平或强于工业生产率。由于服务业/工业生产率数据从1991年起可获得，这一时期传统高收入经济体、追赶型经济体均已开启去工业化进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拐点），因此图6中的这2类经济体均呈现出去工业化进程中的生产率变化情况，可见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始终高于或持平于工业（仅在金融危机前后偏低）；追赶型经济体在去工业化早期也呈现出服务业生产率大致持平于工业的特点；而中等收入经济体自1991年以来服务业生产率一直仅有制造业的80%-90%，而这也导致中等收入经济体工业占比拐点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
二、特征2：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先行，工业保持优势地位
根据在特征1中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高收入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原因在于高收入经济体发展进程中兼具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工业占比下降但长期保持优势地位的产业结构特征。而对比各类经济体服务业、工业增加值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一）高收入经济体产业结构转型期服务业升级先行
从服务业的角度看，追赶型经济体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在去工业化进程中，会伴随着服务业的高端化。图表7可以看到，伴随人均GDP的提升，各类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普遍会提升。而图表8显示，追赶型经济体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在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同时，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也在加速提升，即高附加值服务业占比提升。从上文基于人口红利阶段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处于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服务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已基本接近。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则并未同步提升；目前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已达到58%，但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仅处于追赶型经济体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占比55%左右时的水平，即服务业附加值低于同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这一数据也进一步验证了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现代服务业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的情况下，就过早启动工业化、降低经济中工业的比重，从而损害了全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二）高收入经济体能够实现成熟型去工业化，保持工业优势地位
追赶型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中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均经历了工业化程度的快速提升，这与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呈现的特征一致，即在早期、晚期人口红利期均有工业比例的提升。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体系的建设增长较快，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一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期。图表9可见，在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时，追赶型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中国的工业占GDP比重均快速提升，且中国增长斜率最高，这也促使我国快速建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
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会出现下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会开始下降），经济结构出现转型，呈现去工业化，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也显示在后人后红利期去工业化特征显著。不过不同经济体去工业化的路径存在差异，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属于成熟型去工业化、而中等收入经济体普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Rodrik,2016[4]；Tregenna,2016[5]）。所谓成熟型去工业化，具有2个特点：
第一，去工业化启动时点来看，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追赶型经济体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才出现中枢下移；同时工业在经济中始终保持优势地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而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去工业化时间更早、幅度更大，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时就开始出现中枢下移，且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降至低于同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
第二，从去工业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看，追赶型经济体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成熟型去工业化进程中，会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以及服务业的高端化。而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进一步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图表5可以看到，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在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拐点后的下行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仍在持续提升，只是增长斜率放缓；而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的同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陷入停滞、甚至有所下滑。
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来看，去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的差异，可能来自于以下原因：一则过早减少工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但现代服务业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的情况下，服务业无法充分吸收从工业流出的劳动力，就会迫使一部分劳动力从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流向低生产率的服务业部门，压低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削弱经济增长潜力。基于人口红利发展阶段的逻辑也可以看到，在早期、晚期人口红利期，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显著低于工业生产率，因此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就可能会压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而后人口红利经济体的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大致接近，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对劳动生产率带来显著影响。
二则工业与研发投入高度相关，工业是大部分科技的孵化基地和应用领域，因此通常也是提高生产率最快的产业，过早的去工业化、或者工业的大幅萎缩导致生产率的提升与技术扩散受阻。
（三）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加速期消费率先下后上
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加速期、工业化快速发展期，消费率会出现下降，而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亿美元，消费率会再度提升。理论上来说，储蓄是投资的根本来源，过高的消费率会对挤出投资，因此追赶型经济体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早期，都呈现出消费率的下降。反之中等收入经济体则始终保持消费率处于75%左右的偏高水平，接近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水平，这导致了这类经济体缺乏持续的投资与技术进步。
三、特征3：追赶型经济体在科研与教育投入力度极大
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的第一项衡量指标为研发支出/人均研发支出，可以看到其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追赶型经济体的支出体量高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这可能也是追赶型经济体能够成功追赶的关键因素之一。图表11和12显示，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在研发支出/人均研发支出方面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目前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7%左右；追赶型经济体在研发支出方面的投入更胜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后，其研发支出/人均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长开始提速，最高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达到4%以上。
不过从研发支出的结构来看，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在基础研究上的占比依然是各类经济体中最高的，占总研发支出的比重可达到20%以上；而追赶型经济体次之，占比在15%左右，且在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后，基础研究占比也有所提升。而从结果上也能看到，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收入远高于其他经济体。
技术进步的第二项衡量指标是教育投入。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追赶型经济体在教育相关指标上强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年（2020年数据），且截至2022高等院校入学率达到85%。而追赶型经济体在教育领域的发展甚至强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年，高等院校入学率超过90%。同时传统高收入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在教育达到较高水平后也能够实现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
从上述两个指标可以看到，追赶型经济体得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研发支出的规模、提高国民接受教育的广泛度与质量可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四、特征4：出口附加值提升是出口持续增长的关键
对非传统高收入经济体而言，出口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即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在经济发展初期出口份额伴随人均GDP提升而扩张；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口份额会开始回落，但份额回落的时点不同：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出口份额提升速度出现明显放缓，并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出现份额回落；而中等收入经济体则在人均GDP未达到1万美元时，出口份额提升就已基本停滞，没有进一步增强出口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不过，出口份额存在“天花板”并不意味着出口就无增长空间，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出口额持续伴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即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人均出口额也越高，出口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并且追赶型经济体人均出口额的增长斜率快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
而扩大人均出口额的方式是提供更高增加值的出口产品。我们选用经济复杂性指数（ECI）来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复杂程度（间接反映出口附加值）。ECI指数由哈佛大学成长实验室编制，其编制思路为：一个经济体的出口复杂度，取决于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与稀缺性，即出口某产品的经济体越少，该产品稀缺性越高，而一个经济体能够出口高稀缺性的产品越多，该经济体的ECI得分就越高。
可以看到，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复杂性指数（ECI）与人均GDP呈强正相关，高收入国家更倾向于出口高复杂度的产品。特别是追赶型经济体，其当前的经济复杂性指数（ECI）高于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在同发展阶段时的水平，这与特征3所反映的类似，即追赶型经济体能够成功跨过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增加技术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是重要的因素。
五、特征5：传统高收入经济体的政府调控地位仍较强
传统高收入经济体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时，政府支出增长较快。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衡量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尽管传统高收入经济体更强调“大市场、小政府”，但在经济发展早期也高度依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开始趋于稳定。而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确实呈现出政府干预偏少的特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处于25%左右的偏低水平。
而政府对经济调控地位较强的同时，降低政府腐败程度对政府的制度设计、要素配置效率都有较大影响。我们以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来看，高收入经济体的腐败程度相对偏低；而中等收入经济体普遍存在腐败程度较高的问题，而这也是主流观点认为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特征6：后人口红利期，移民实现人口要素的优化
净移民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传统高收入经济体始终呈现净移民流入，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均GDP未达到1万美元时呈现净移民流出，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前后时已转为移民净流入。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主流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净移民的增加有助于能够补充劳动力人口，缓解了老龄化进程，并且高技术、高学历移民的引进也可进一步推高劳动生产率。Bechtane et al.(2016)[6]对1987-2009年22个OECD经济体的研究发现移民净流入能够永久性增加人均GDP，并压低失业率，且这种正向的GDP效应并不局限于有选择性移民政策（如限制教育水平等）的经济体。而Felbermayr et al.(2010)[7]，Bove & Elia(2017)[8]等研究也普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而这背后机制在于：一则移民可以增加国内消费，进而带来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增加总体工作数量；二则高技能移民和本土居民掌握的技能存在互补性，能够促使各自在生产中更趋于专业化，进一步提高要素的产出效率（例如美国高技术移民更多从事数量和分析类工作，而本土居民凭借语言优势从事协调管理类工作）(Peri and Sparber, 2009)[9]。三则，创业移民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刺激创新和推动市场竞争来促进经济增长(Chance, 2023)[10]。四则，高技能移民本身就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提升当地的整体生产力，例如美国的数据显示，移民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 1%，人均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就会增加(Ratha et al., 2011)[11]。
本文来源于：一瑜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