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开支激增叠加关税减收,贝森特3%赤字目标恐“难产”

美国财政正遭遇双重冲击: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时期大范围关税,削弱了财政收入来源;中东冲突则推高政府支出,并通过油价上涨压缩降息空间。无党派机构CBO此前已预测未来十年赤字率约6%,未计入最新事态。在此背景下,财政部长贝森特设定的2029年前将赤字率降至3%的目标愈发艰难。

美国财政前景正面临双重压力。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时期大范围关税的裁决,叠加伊朗战事带来的额外开支,令财政部长贝森特将赤字占GDP比率压降至3%区间的目标愈发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的裁决使联邦政府失去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据彭博援引经济学家,后续替代关税所能带来的税收料将远不及此前。与此同时,伊朗战事推高了政府支出需求,并通过油价上涨加剧通胀压力,进一步压缩了美联储的降息空间——而降息本是摊薄赤字利息负担的有效路径。

上述冲击接踵而至,令本已严峻的财政路径雪上加霜。无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上月预测,未来十年美国赤字占GDP比率将平均维持在6%左右,而这一预测尚未纳入近期最新事态的影响。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贝森特设想的“2029年前将赤字率降至3%”的目标愈发艰难。

双重打击接连冲击财政收支

关税裁决直接冲击财政收入端。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时期的大规模关税措施后,相关税收来源受到实质性削弱,替代方案能否填补缺口尚不明朗。据彭博报道,关税收入已于去年10月见顶。

支出端同样承压。五角大楼已申请额外2000亿美元用于中东冲突。与此同时,油价飙升推高通胀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而降息原本有助于压缩赤字的核心驱动项之一:债务利息支出。

非营利、无党派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Maya MacGuineas表示,关税裁决与战争双双令本已恶化的财政轨迹进一步偏离正轨。裁决将减少联邦政府收入,替代关税能否弥补差额远不明朗;而战争显然将带来大量新增开支。

贝森特淡化冲击,坚持增长驱动路径

贝森特对上述风险的公开表态相对克制。他在3月22日接受NBC节目采访时称,“我们有充足资金资助这场战争”,并援引每年逾1万亿美元的军费拨款作为依据。贝森特在政府年度财务报告发布声明中表示,“通过增长,我们可以逐步将联邦赤字降至GDP的3%”,并称“本届政府继承了一条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

在赤字数据的解读上,贝森特近期频繁援引去年赤字率降至6%以下的数据。然而,这一改善部分源于联邦学生贷款会计处理方式的一次性调整,人为压低了支出计算值。据彭博报道,摩根大通等机构估算,若剔除这一因素,实际赤字率将再度超过6%。

长期结构性压力更为深重

尽管关税裁决与伊朗战争短期内备受关注,但布鲁金斯学会财政政策专家Jessica Riedl指出,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这两项因素的影响可能远不及结构性赤字驱动力。她表示:“就当前1.8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规模而言,伊朗冲突尚未构成预算层面的毁灭性打击。”

更根本的压力来自人口老龄化推动的福利支出自动增长。随着退休美国人数量持续攀升,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稳步扩大。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今年2月的预测显示,赤字率将于2036年升至6.7%,该预测甚至尚未纳入伊朗战争的影响,且假设关税税率维持不变——而最高法院的裁决已令这一假设落空。

Peter G. Peterson基金会首席执行官Michael Peterson表示:“以如此快速的节奏一万亿、一万亿地借贷,却没有任何应对计划,这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定义。”

债务规模与利息支出持续攀升

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有其历史根源。疫情期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叠加随后的通胀飙升,共同制造了一场“双重打击”:一方面巨额抗疫支出推高了债务存量,另一方面为遏制通胀而加息又大幅抬升了债务利息成本。这一双重冲击,再叠加退休人口增长驱动的福利支出持续扩张,令财政压力愈发难以消弭。

目前,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已约等于GDP总量。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今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达32万亿美元,较特朗普新一届政府就职初期增加约3万亿美元。净利息支出有望在2026财年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整体预算缺口估算值的一半。

目前市场尚未出现拒绝购买美国国债的迹象,但中东冲突以来,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累计上行约40个基点。贝森特在去年国会听证时坦言,“市场究竟何时、以及是否会对国债供给产生抵触,非常难以判断”。

Jessica Riedl一语道破两党的共同困境:“两党都没有认真拿出任何止住赤字洪流的方案。”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