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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刊载了一篇新加坡国立大学RMI对全球知名的货币银行学家兼BIS研究部门主管申铉松的访谈，内容覆盖金融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汇率波动、银行业监管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等诸多议题。不过，谈到申铉松，其最为代表性的观点即用以解释2008金融危机成因的“全球银行业过剩”（global banking glut）。申铉松认为，“全球银行业过剩”假说比伯南克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在解释金融危机的成因上更具说服力。那么，究竟什么是全球银行业过剩假说？它又是如何解释2008危机尤其是欧元区危机的呢？我们翻出了2011年VOX刊登的一篇申铉松的文章，在本文中，申铉松对全球银行业过剩假说作了普及性的论述。欢迎阅读！
以下为正文部分：
自伯南克2005年的讲话以来，经常账户失衡导致的金融环境过度宽松被视为是酿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关键因素，本·伯南克称之为“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这个短语激起了关于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债权的激增问题的新思考。对这种经常账户失衡最大的担忧在于，其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然而，我认为，“全球银行业过剩（global banking glut）”可能比“全球储蓄过剩”应对危机负更大的责任。
什么是“全球银行业过剩”？
让我们从欧元区金融危机开始说起。经常账户失衡在那里起了什么作用？在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与美国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
危机前，爱尔兰和西班牙的经常账户赤字大幅增长（见下图1），即便他们一直被视为财政自律的典范（预算盈余以及低债务比例），相较而言，2006年德国与欧元区平均的债务比例都要高于他们（见下图2）：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欧元区视为全球经济状况的某种缩影，其中，德国扮演中国角色，而西班牙和爱尔兰则扮演美国角色。
在这个情景中，德国的过剩储蓄前往和西班牙和爱尔兰，推高了当地的房地产泡沫，随着泡沫破灭，私人债务因银行业救助（bank bailouts）而社会化，并引继而引起了主权债务危机。
但是，这个解释存在一定问题。根据“全球储蓄过剩”假说，中国储蓄者偏好美国国债，因为中国缺乏能够满足安全资产需求的金融市场。在欧元区储蓄过剩的微模型中，西班牙和爱尔兰的银行存款扮演着美国国债的角色，由于欧元区的经常账户失衡是通过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融资的，所以，在这个微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德国储户规避了德国的银行存款，以支持爱尔兰和西班牙的银行存款，那么，为什么德国储户会认为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存款比德国的存款更安全？在这一点上，储蓄过剩假说面临严重挑战。
我认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说法是“全球银行业过剩”，这体现为欧洲跨境借贷的爆炸性增长，下图3便显示了欧元区银行跨境本币借贷情况：
如图可见，1999年欧元创生时，欧元区银行跨境资产与负债量骤增，这主要是因为先前被视作外币资产/负债者被再分类为本币资产/负债。但是从2002年开始，欧元区跨境银行贷款呈爆炸式增长，与之相伴的乃是爱尔兰和西班牙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与欧洲银行对中欧和东欧业务的扩大。
是什么驱动欧洲银行这样做呢？欧元的创生消除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使银行可以从盈余国吸收存款进行业务扩张。与此同时，巴塞尔II下的宽松规定亦给了银行迅速扩展其业务以可乘之机。实际上，在巴塞尔II正式通过前，许多欧洲银行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与欧元区内经济一体化的其他方面相比，欧洲银行业的跨国并购仍然显得很不完善。这就是欧元区整合的矛盾之一。欧元的引入意味着“货币”（即银行负债）跨境自由流动，但资产方面却仍顽固地固定在本地且难以移动。因此，本地化的泡沫与流动的货币结合，使得银行一旦开始去杠杆，欧洲银行系统在面对挤兑时就会非常脆弱。
欧洲危机：首先是银行危机，其次是主权债务危机
银行业过剩假设在理解欧洲金融危机上也比储蓄过剩假说更具优势。欧元区危机首先是银行业危机，其次是主权债务危机，它具有经典“双重危机”的所有特征，即，银行业危机与资产市场崩塌结合，而后者又加剧了银行业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双重危机中，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经常交织在一起。在2011年的欧元区危机中，这场双重危机将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相结合，金融压力的盯市扩大化（mark-to-market amplification）恶化了银行危机。
欧洲银行业过剩只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的一部分。实际上，欧元区的全球性银行通过在美国批发融资市场融美元并以购买证券债权的方式贷给美国借款人，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也因此得以维持，参见下图4：
尽管欧洲银行在美国国内商业银行部门中规模较小，但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其对整体信贷状况的影响更大。欧洲的全球性银行在决定美国金融状况中的作用凸显了跟踪影响着信贷状况的总资本流动之重要性，正如Borio和Disyatat最近强调的那样。在图4中，由欧洲银行推动的资本总流出，并不体现在仅仅追踪净流量的经常账户中。
下图5显示了来往美国的总资本流动情况，由图可见，尽管来自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官方总资本流动量很大（灰色条柱），但私人部门总资本流动甚至更大：
2008年之前的图景显示，大量的资本通过银行部门外流出美国，而随后又通过对非国债的购买重新进入美国。欧洲银行的美国分行和子公司通过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筹集批发资金将资本运离美国送回其欧洲总部，须指出，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在国际收支表上依然被视为美国银行，因为国际收支帐户是以所在地而非国籍为基础的。
欧洲银行：总流量和美国危机前的信贷状况
次贷危机前，欧洲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回流进美国的总资本流动在影响美国金融状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由于欧元区经常账户大体平衡，而英国实际上是赤字国家，因此它们共同的净资本流动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其银行对美国整体金融状况的影响。
净流量和总流量之间的区别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经典问题，但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模式而值得重新关注。过分关注于经常账户与全球储蓄过剩，会遮蔽对总资本流动及全球银行业过剩的理解。
净资本流动确实是决策者关心的议题。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阻碍了全球需求的再平衡，经常账户失衡还会影响净对外资产状况的长期可持续性。然而，对美国而言，经常账户在衡量整体信贷条件方面的作用可能很有限。全球银行业过剩，比全球储蓄过剩在解释金融危机成因上更有说服力。
随着欧洲银行业危机的深入，欧洲各国银行的去杠杆化将不仅对欧元区有深远的影响，对美国的信贷供给状况和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全球银行业过度膨胀阶段放松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信贷条件一样，其逆转将会收紧美国的信贷条件，而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欧洲经济体）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区危机不仅影响欧洲，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参考材料：
Hyun Song Shin，Global savings glut or global banking glut?，VOX，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