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内部人士的“反叛”，让Facebook走上风口浪尖。
周日晚间，Facebook前产品经理弗朗西丝•豪根 （Frances Haugen）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节目《60分钟》的直播专访，称是自己向《华尔街日报》提供了数千页的内部文件。
这些文件显示，Facebook一再将“公司利润凌驾于用户安全之上”。她还就Facebook导投资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投诉。
自《华尔街日报》9月中旬开始发布该系列报道以来，该公司股价已下跌约13%，包括周一上午Facebook出现大规模宕机，股价暴跌5%。
巧合的是，就在Facebook出现大面积宕机情况的时候，豪根正在接受《60分钟》的直播专访。
豪根曾是Facebook的产品经理，帮助防范该平台对选举的影响，在Facebook工作近两年后离职。
她曾在谷歌、Pinterest和其他社交网站工作，专门负责设计算法和其他工具，以确定向用户提供的内容。豪根于2014年初从谷歌辞职，之后因病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后，重新开始工作。
2018年底，Facebook一名招聘人员主动接触豪根，邀请她加入Facebook。
将利润凌驾于安全之上
豪根从2019年6月开始，成为大约200人的公民诚信团队的一员，负责世界各地有关选举的内容议题。
这只是Facebook整体监管工作的一小部分，主要负责调查以及防止Facebook沦为传播政治谎言、煽动暴力的机构。
最初,公司要求豪根研究针对特定社区信息的潜在恶意攻击，并构建相关算法系统。豪根的团队由她和其他四名新员工组成，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建立这个系统，她认为这个时间表是不合理的。
豪根指出如果新的内容检测系统会令Facebook更难去吸引用户，高层似乎不愿意接纳这些措施。公司高层对于改善平台帖文内容的无动于衷，令她和同事们十分沮丧。
而且，部门人手不足也令到她和组员的工作显得十分艰巨。她透露称，负责检测和打击剥削(包括奴役、强迫卖淫和器官贩卖)的核心团队只有几名调查员。
2020年12月2日，公民诚信团队的创始人兼负责人Samidh Chakrabarti召开了一次全员电话会议。宣布Facebook将解散公民诚信团队，并将其成员转移到公司诚信事业部的其他部门。
据豪根和另一位参加谈话的人说， Chakrabarti称赞了团队“牺牲了家人、朋友和健康”而取得成就。并敦促他的下属继续战斗，当他们看到Facebook将短期利益置于社区的长期需求之上的风险时，要“建设性地、尊重地”表达自己。Chakrabarti于今年8月辞职。
随后在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冲击。她说，尽管Facebook内部普遍担心其平台助长了这种危险的社会运动，但她对Facebook公开淡化其与暴力事件的联系感到失望。
Facebook公关负责人斯通反驳称，任何暗示是公司引发了这场骚乱的说法都是荒谬的。他说：“我们与执法部门，包括负责应对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机构，有着长期的有效合作。”
他还称，“我们在人员和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以保证平台安全，并把打击错误信息和提供权威信息作为优先事项。”
在过去5年，Facebook共计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以解决其应用程序中的滥用问题，并招募了约4万名审查员，负责监管其庞大的网络。
Facebook的算法有什么问题？
今年4月，豪根从Facebook辞职。移交期间，她浏览了公司内部的社交网络Facebook Workplace。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报道部分就是基于她收集的文件以及对现任和前任员工的采访，报道揭露了该公司的算法规则有利于精英，造成社会不和，以及贩毒集团和人口贩子公开使用该平台的服务。
另外，豪根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表示:“Facebook自己的研究表明，Instagram不仅对青少年有害，而且明显比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更糟糕。”
脸书称，它正试图通过Instagram Kids等项目，让孩子们在网上迈出第一步时更加安全，但这些项目还存在争议。
豪根的披露表明，Facebook将年轻用户视为未开发的增长来源，研究如何吸引新一代用户，同时掩盖自己关于Instagram等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
脸书对她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异议，但上周暂停了Instagram Kids的开发，以纳入政策制定者和家长的反馈。
如何解决Facebook的问题？
豪根告诉《华尔街日报》:“如果人们只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更讨厌Facebook，那我就失败了。”她的个人网站宣称，在“公众监督下……我们可以拥有能够展现人性最美好的社交媒体。”
有议员提议要求Facebook分拆WhatsApp及Instagram业务，以解决垄断问题。但豪根不认为将Facebook分拆，或解除它的内容免责权，有助解决Facebook的问题，包括公司内部对平台内容的审查准则及公司高层漠视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一年前，Facebook成立了自己的监督委员会，并称这是一个独立组织，相当于“最高法院”。但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政界人士认为，自我监管还远远不够。
豪根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表示，Facebook自己的研究表明，有争议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她说:“Facebook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们改变算法，提高平台的安全性，人们在网站上花的时间就会减少，他们点击广告的次数就会减少，利润也会随之减少。”
只要算法的目标是提高用户参与度，不顾一切吸引用户点赞、转发和评论，那么它就会继续优先处理一些极端化和充满仇恨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容许外部独立监察团队介入。
不是背叛 而是拯救
豪根说，她在数周的时间里查看了数千份文件，一直以为自己会被抓。Facebook会在Workplace上记录员工的活动，她也在探索公司网络中一些开放但与她的工作无关的部分。
她开始考虑给Facebook的内部安全团队留下信息，以防他们不可避免地审查她的搜索活动。她说，她喜欢大多数同事，也知道有些人会有被背叛的感觉。她知道公司也会这么做，但她认为风险太大了，她必须说出来。
5月17日，快到晚上7点的时候，她最后一次登录，并在Workplace的搜索栏中输入了最后一条信息，试图解释她的动机。
她写道，“我不讨厌Facebook，我爱Facebook，我想拯救它。”
之后，她向一间非牟利权利组织Whistleblower Aid寻求协助，指控Facebook的不当行为。9月份，《华尔街日报》揭露了一系列的Facebook档案。差不多同一时间，豪根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至少8项投诉。
周二豪根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就此事继续作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