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猪周期何时到来？

观点

历史上的“猪周期”有何异同：由于生猪当期供应量会受到前一期生猪价格的影响，即养殖户会根据利润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且生猪具有其自身的生长周期，因此生猪价格的波动存在周期性，形成了“猪周期”。我们将每轮“猪周期”的特点总结为两点“同”，一点“异”：（1）如果以22省市的生猪平均价作为衡量“猪周期”的标准，以价格的“谷—峰—谷”作为一轮周期，可以看到从2006年至今，我国经历了3轮完整的“猪周期”，持续时长分别为46个月、47个月和48个月。从周期长度来看，由于生猪具有其自身的生长周期，因此每轮“猪周期”的持续时长均为4年左右，其中价格上涨平均时长为20个月，下跌平均时长为27个月。（2）从每轮“猪周期”开启前的价格来看，生猪价格均会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在新一轮上涨周期开启前，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斜率出现放缓，与“二次探底”相对应。针对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行斜率出现放缓的原因，我们认为与“猪周期”结束的时间点有关。由于“猪周期”的持续时长在4年左右，因此每一轮周期出现结束迹象时，第一次价格底部均落在4-5月，夏季往往是猪肉消费的淡季，因此真正的去栏要等到冬天的腌腊季，此后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会出现显著的下行，新一轮“猪周期”的价格上行阶段开启。（3）从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幅度来看，各轮周期之间的幅度差异较大。

本轮“猪周期”将呈现怎样的特征：能繁母猪的存栏量的向下拐点出现在2021年7月，向后推10个月则是2022年4月，该时间点也符合4年一轮“猪周期”的规律。因此我们认为本轮“猪周期”于2022年4月开启，此后会出现“二次探底”，价格迅猛上涨始于2023年3月左右。针对价格上涨幅度，我们将从母猪种群结构、生猪出栏均重、猪肉冻品进口量和收储政策四个角度进行分析。（1）由于三元猪在生产性能方面存在劣势，因此正常情况下，二元猪是繁育仔猪的主要力量，但是在2019年非洲猪瘟的背景下，三元母猪替补商场。随着二元母猪产能的恢复，PSY正在逐步上行的过程中，由于母猪种群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此轮“猪周期”的价格上涨幅度不会过大。（2）由于在“猪周期”下行阶段中养殖利润的下降，导致生猪提前出栏，均重下滑，从而缓解了2022年猪肉的供给压力，价格将缓步上行。但是，一旦新一轮“猪周期”开启，养殖户对于利润上行的共识确立，就会出现压栏的情况，造成供给后置，这反而会加剧生猪价格上行的幅度。（3）猪肉进口数量绝对值和当月同比不断下滑，进口数量的下滑缓解了猪肉的供给压力，给价格提供了上行的动力。猪肉进口数量的下滑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国内生猪的充足产能令进口猪肉的需求下降；进口税率提高，进口冻品的利润被进一步压缩，降低进口量；进口冻品存在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管控措施严格。短期来看，该三点原因未见扭转，进口数量将缩减，对猪肉价格存在利多。（4）收储会对猪肉价格形成托底，在收储过后，猪肉价格通常体现为横盘或回升。从长趋势来看，收储难以影响整体的供需格局，因此无法扭转猪肉价格的走势。综上所述，在生猪产能去化幅度不足和母猪种群结构强化的背景下，此轮“猪周期”的价格高点不会出现上一轮那样的高位，但是需要注意生猪出栏均重的减轻和猪肉进口量的减少带来的影响。

如何估算本轮“猪周期”价格上涨幅度：生猪产能去化幅度是最关键的变量，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会影响生猪的出栏量，进而令生猪的价格出现波动。本轮能繁母猪产能去化始于2021年7月，当时的能繁母猪存栏量约为4500万头，我们假设三种产能去化情况，即能繁母猪分别下降至4100万头、3900万头和3700万头，则对应的存栏量下降幅度分别为9%、13%和18%。我们认为本轮“猪周期”的生猪价格高点范围在20-25元/公斤。

风险提示：猪瘟发生情况超预期；国家调控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猪肉冻品进口政策调整。

正文

1.   历史上的“猪周期”有何异同？

生猪价格和生猪供应之间的关系可用蛛网模型进行解释，即生猪当期供应量取决于前一期的生猪价格，而当期需求量取决于当期的生猪价格，因此生猪价格难以形成趋势性的上涨或下跌。由于生猪当期供应量会受到前一期生猪价格的影响，即养殖户会根据利润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且生猪具有其自身的生长周期，因此生猪价格的波动存在周期性，形成了“猪周期”。

生猪在从后备母猪补栏到商品育肥猪出栏的过程中，将依次经历能繁母猪、哺乳仔猪、断奶仔猪、小猪、中大猪五个阶段。如果以22省市的生猪平均价作为衡量“猪周期”的标准，以价格的“谷—峰—谷”作为一轮周期，可以看到从2006年至今，我国经历了3轮完整的“猪周期”，持续时长分别为46个月、47个月和48个月，其中价格上涨平均时长为20个月，下跌平均时长为27个月。

从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幅度来看，各轮周期之间的幅度差异较大。其中周期四受非洲猪瘟影响，能繁母猪存栏量出现了罕见的断崖式下跌，导致价格从起始低点到高点上涨309%。

除了对“猪周期”的持续时长和价格变化幅度进行梳理外，我们发现在每轮生猪价格上涨前，均会出现价格“二次探底”的情况。鉴于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决定10个月后的生猪价格，我们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在新一轮上涨周期开启前，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斜率确实出现了放缓，与“二次探底”相对应。

针对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行斜率出现放缓的原因，我们认为与“猪周期”结束的时间点有关。由于“猪周期”的持续时长在4年左右，因此每一轮周期出现结束迹象时，第一次价格底部均落在4-5月，当养殖户看到价格底部信号后，会中止补栏的行为。但是，猪肉消费具有季节性特征，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全年生猪的出栏量通常呈现“U”型走势，夏季往往是猪肉消费的淡季，因此真正的去栏要等到冬天的腌腊季，此后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会出现显著的下行，新一轮“猪周期”的价格上行阶段开启。

基于本章分析，我们将每轮“猪周期”的特点总结为两点“同”，一点“异”：

（1）从周期长度来看，由于生猪具有其自身的生长周期，因此每轮“猪周期”的持续时长均为4年左右，其中价格上涨平均时长为20个月，下跌平均时长为27个月。

（2）从每轮“猪周期”开启前的价格来看，生猪价格均会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我们认为其与“猪周期”的结束时间与猪肉消费的季节性特征有关。

（3）从价格变化幅度来看，其与能繁母猪去化幅度有关，如2019年的非洲猪瘟令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2009年以来的低位，相应的价格上涨幅度也是历轮周期中最大的。

2.   本轮“猪周期”将呈现怎样的特征？

若将上一章中总结的“猪周期”规律应用于本轮周期，我们发现能繁母猪的存栏量的向下拐点出现在2021年7月，向后推10个月则是2022年4月。同时，该时间点也符合4年一轮“猪周期”的规律。因此我们认为本轮“猪周期”于2022年4月开启，此后会出现“二次探底”，价格迅猛上涨始于2023年3月左右。

针对价格上涨幅度，即每轮“猪周期”的差异点，需要抓住一个核心，即供给的去化幅度，我们将从母猪种群结构、生猪出栏均重、猪肉冻品进口量和收储政策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2.1.   母猪种群结构

母猪种群存在二元母猪和三元母猪的差异。一般而言，二元母猪是大约克母猪和长白公猪，或长白母猪和大约克公猪配种繁育的后代，三元母猪是由二元母猪和杜洛克公猪配种繁育的后代。由于三元猪在生产性能方面存在劣势，因此正常情况下，二元猪是繁育仔猪的主要力量。

但是在2019年非洲猪瘟的背景下，能繁母猪存栏量锐减，猪肉价格上扬，带动养殖户补栏扩产的积极性，三元母猪替补上场。而随着二元母猪产能的恢复，三元母猪退出舞台是必然的趋势。在此，我们引入一个指标PSY，借此来观察母猪种群结构的恢复情况。PSY指的是每头仔猪每年能够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计算公式为PSY=母猪年产胎次*母猪平均窝产活仔数*哺乳仔猪成活率，其中母猪年产胎次=年配种数*配种分娩率。

我们选取正邦科技、牧原股份和温氏股份三家猪企进行观察，可以发现PSY正在逐步上行的过程中。如正邦科技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表示，公司2021年二季度的平均PSY在21左右，而三季度的PSY上涨至22。因此，由于母猪种群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此轮“猪周期”的价格上涨幅度不会过大。

2.2.   生猪出栏均重

生猪出栏均重与生猪价格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其中的逻辑链条可进行如下概括：当养殖户预期猪价将上涨时，会出现压栏的情况，而预期猪价会下降的时候，会让猪提前出栏。由于在“猪周期”下行阶段中养殖利润的下降，导致生猪提前出栏，均重下滑，从而缓解了2022年猪肉的供给压力，价格将缓步上行。截至2022年4月15日，自繁自养生猪和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分别为-531.7元/头和-314.03元/头，未摆脱负值区间，自2021年12月以来趋势性下行。与之对应的是猪肉宰后均重的下滑，截至2022年4月1日，黑龙江、北京、江苏等全国16个省市的白条猪肉宰后均重为87.64公斤，同样于2021年12月开始出现趋势性下滑。但是，一旦新一轮“猪周期”开启，养殖户对于利润上行的共识确立，就会出现压栏的情况，造成供给后置，这反而会加剧生猪价格上行的幅度，根据我们上文对于本轮“猪周期”的判断，共识或形成于2023年一季度。

2.3.   猪肉冻品进口量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1）从国别之间的比较来看，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我国2022年的猪肉消费量预计将达到5440万吨，以下图中所列的国家作为整体样本，则中国的年度猪肉消费量占比达到54.41%。（2）从我国居民对肉类消费量的结构来看，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为18.2千克，虽然2019年和2020年猪肉占肉类消费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7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由于我国的猪肉需求量大，即使产能充足，供需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缺口，需要从海外进口猪肉。以2021年为例，我国猪肉的消费量和产量之间的差值为4226千吨，猪肉的进口数量为3710千吨，基本覆盖缺口。但是，猪肉进口数量绝对值和当月同比不断下滑，进口数量的下滑缓解了猪肉的供给压力，给价格提供了上行的动力。

猪肉进口数量的下滑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国内生猪的充足产能令进口猪肉的需求下降；（2）《关于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中，对猪肉的进口税率从8%提高到12%，进口冻品的利润被进一步压缩，降低进口量；（3）在新冠疫情发展形势依然不明的情况下，进口冻品存在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管控措施严格。短期来看，该三点原因未见扭转，进口数量将缩减，对猪肉价格存在利多。

2.4.   猪肉收储政策

在“猪周期”、非洲猪瘟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三重影响下，《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出炉，旨在加强政府猪肉储备调节工作，提升生猪和猪肉市场调控能力。根据生产成本数据测算，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价约为7：1，预警区间的设定参考了该比值，当猪肉价格过度下跌时，避免养殖户恐慌性集中出栏，当猪肉价格过度上涨时，避免养殖户非理性过度补栏。

自2021年6月发布这一预案以来，2021年有过两轮收储，第一轮交易时间分别为7月7日、14日和21日，共涉及猪肉5.3万吨，第二轮交易时间为10月10日，收储3万吨猪肉。2022年有八次收储，共收储23.8万吨猪肉。

由于收储的时间点较为接近，在此我们选择数据频率更高的猪肉平均批发价作为观察指标。我们发现了两个现象：（1）收储会对猪肉价格形成托底，在收储过后，猪肉价格通常体现为横盘或回升；（2）从长趋势来看，收储难以影响整体的供需格局，因此无法扭转猪肉价格的走势。

针对第一个现象，即猪肉收储后价格横盘或回升的现象，造成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收储时间点不同，而导致的猪肉需求量不同。以2021年7月和10月的两次收储为例，7月为猪肉消费的淡季，因此收储后价格呈现横盘状态，而10月即将进入冬季腌腊的旺季，收储后价格出现了回升。

2.5.   小结

我们在此总结上述四个因素对猪肉供给去化幅度的影响，并以此推断本轮“猪周期”的价格上涨幅度。

综上所述，在生猪产能去化幅度不足和母猪种群结构强化的背景下，此轮“猪周期”的价格高点不会出现上一轮那样的高位，但是需要注意生猪出栏均重的减轻和猪肉进口量的减少带来的影响。

3.   如何估算本轮“猪周期”价格上涨幅度？

上一节中，我们梳理了影响本轮“猪周期”价格变化幅度的因素，需要指出生猪产能去化幅度是最关键的变量，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会影响生猪的出栏量，进而令生猪的价格出现波动。通过观察2009年Q1-2022年Q1的生猪出栏同比和生猪平均价格同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即生猪价格会因为生猪出栏量的下降而上升。

每次生猪价格的上涨，都对应着10个月前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如2009年1月至2010年8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下滑8%，随后出现回升；2014年开始，生猪产能受环保政策和规模化养殖的影响，实现产能出清，此轮“猪周期”中能繁母猪存栏量不断下滑，但可以根据下滑的速度，即能繁母猪存栏量图线的斜率，将周期划分成两段，与生猪价格的变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2013年12月至2015年5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下滑20%；上一轮“猪周期”受非洲猪瘟的影响较大，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下滑45%。

本轮“猪周期”的能繁母猪的产能去化程度不及此前两轮，因此价格上涨的幅度不会过大。根据农业农村部引发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十四五”期间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4100万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3700万头。本轮能繁母猪产能去化始于2021年7月，当时的能繁母猪存栏量约为4500万头，我们假设三种产能去化情况，即能繁母猪分别下降至4100万头、3900万头和3700万头，则对应的存栏量下降幅度分别为9%、13%和18%。由于2014-2016年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滑，表2中的“周期二”参考意义较为有限，综合“周期一”和“周期三”的情况，我们认为本轮“猪周期”的生猪价格高点范围在20-25元/公斤。

4.   风险提示

（1）猪瘟发生情况超预期：若猪瘟在我国出现大面积传播，则生猪存栏量会快速下行；

（2）国家调控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十四五”期间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为理想化数据，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性；

（3）猪肉冻品进口政策调整：若出现进口政策调整，我国进口猪肉的供应量会有所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