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将新旧基建放在新的框架中进行规划。
在局部疫情扰动、今年经济增长压力显著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处于低位的背景下，基建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格外凸显。
中信认为，目前基建增长有着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拉动：项目储备丰富、资金倾斜，以及资金推进速度增长、投入项目意愿增加等，有望改善供需，为我国经济的加速繁荣带来更多可能性。
有项目：项目进入集中开工，地方项目储备丰富
中信指出，从政策推进节奏来看，五年规划的第一年聚焦自上而下、由总体全面到细致具体的各部门规划，第二年开始进入集中开工建设时期。因此今年各个省份的项目储备都较为丰富，基建增长有空间。
数据显示，截至4月上旬，共有26个省市披露2022年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其中，共有31467个重大项目，共涉及11.7万亿元左右年度投资规模，较2021年同比提高将近8%，显示项目储备丰富。
与此同时，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完成率高，局部疫情缓和将带来储备项目更好的落地条件。
中信梳理10个省发布的2021年重点项目实际投资完成额发现，与计划投资完成额相比，计划完成率在102%-129%，均超额完成。
目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较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在电力、铁路、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较多，处在资本深化、加速追赶发达国的窗口期，因此也仍有发展空间。
有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近些年要求更多向基建项目倾斜
从资金方面来看，基建财政资金主要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和专项债，而政府性基金的支出中专项债占比逐年升高。
最重要的是，从2020年以前开始，政策要求专项债更多由此前的土储和棚改项目向基建项目倾斜。
中信指出，轨道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在2021年的专项债占比约为22%，其余基建相关的市政建设（城市管网等）占比约为29%，严格意义形成基建资金的比例保守估算可能为30%左右。
中信认为，随着专项债进一步向基建的倾斜，专项债资金中用于基建的比例可能会快速提升。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有的资金来源统计低估了财政资金对基建的贡献度。
国家预算资金与财政资金的供给情况不同。以2020年的资金来源为例，三大类基建项目总资金为15.7万亿元，其中自筹资金为8.7万亿元，国家预算内资金为3.3万亿元，国内贷款为2万亿元，其他资金为1.7万亿元，利用外资为311亿元。而2020年仅专项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就接近3.3万亿，还有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一般公共预算没有考虑在内。假设国家预算资金更多统计的是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即预算内资金，则综合来看，2020年三项财政资金总计为6.83万亿元， 在总资金的占比约44%。
中信还发现，财政资金对基建的预测效果较好，也能侧面的说明基建资金来源中对财政资金比例的低估问题。土地出让收入和基建的相关性不强，全口径财政资金和基建增速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也侧面说明了财政资金在基建的重要性。
财政支出的节奏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中信认为，尽管今年的财政资金总规模没有显著扩张，但节奏如果能明显前置，根据测算，较为极端的情况即今年全部的预算在前三季度执行完毕，则同比来看，财政资金的增速实际高达40%左右，对基建的拉动显而易见。
另外，社会资金也有多方面的改善空间，PPP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REITs则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用于再投入，两种模式都可对基建资金来源构成一定补充。
有意愿：地方的监督考核机制发生积极变化
中信认为，市场对基建的担忧有部分的原因来自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的不对称可能会形成“少做少错”情况的出现，但参考各地今年更新的专项债管理办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监督考核机制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广泛使用“穿透监测、通报预警”系统，新的监督机制的落地有助于从项目质量和财政资金推进速度两方面促进基建增长：一是项目质量有望提高，因为地方政府从去年开始着手搭建系统，预计今年将开始计入考核，因此在去年四季度上报今年项目时，相较于以往将更加慎重，要更好的确保项目后续的落地推进；二是财政基金的推进速度将加快，财政资金使用情况作为考核内容之一后，地方政府均有动力将资金加快下放，结合项目具体施工条件的情况下更快将资金使用。
去年下半年，湖南、宁波等地陆续推出了完善专项债管理的意见，今年以来，浙江、天津、山西、河南、贵州等10余个省市也更新了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