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否在战胜通胀的同时避免陷入真正的衰退，即失业率不相应上升？
目前，美联储行长克里斯·沃勒（Chris Waller）、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以及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之间正在激烈辩论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
而争论的核心正是“贝弗里奇曲线”。
一条通过绘制职位空缺率与失业率反映它们之间经验关系的曲线。
贝弗里奇曲线
相比我们更耳熟能详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失业率与通胀之间的反向替代关系）。贝弗里奇曲线可以通过岗位空缺分析劳动力结构，失业类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从而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贝弗里奇曲线的X轴是失业率，Y轴是职位空缺率。是一条凹型的曲线，一般写成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在这个空间里，曲线中的位置两种类型的变化。
1、如果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的匹配过程的效率降低，那么曲线就会向外移动。因为在同样水平的职位空缺率下，表现出更高的失业率。或者说在同样的失业率水平上，职位空缺率更高。如果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的匹配的过程效率提升，那么曲线就会向内移动。
2、随着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提高（匹配效率不变），经济会沿着曲线上升，反映出相对于失业工人而言，就业机会变多，因此职位空缺率提升，失业率下降。同样，随着劳动力市场开始过剩，经济沿着曲线下行。职位空缺率下降，失业率上升。
而自从新冠疫情以来，这两种变化都已发生。一方面，疫情流行的特殊经济条件下，远程就业、病毒担忧、子女照顾、财政福利、甚至求职观念的改变，都降低了劳动者的求职意愿，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另一方面，在财政货币资产的慷慨支持下总需求快速复苏，企业需要恢复疫情前的用工水平而加快招聘。
于是，贝弗里奇曲线在2020年春季之后显著上行，表明匹配效率大幅下降，随着劳动力市场出现历史性的紧张状态，经济又沿着曲线上升。
而随着美联储着手治理通胀进入快速加息的通道，降低通胀压力将无法避免带来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一种理想的情况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更大程度通过减少职位空缺来实现，从而避免失业率受到明显的影响。
这是经济实现“软着陆”前景的核心，因为如果匹配效率能提高，贝弗里奇曲线再度下移。那么就算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失业率也不会上升太多。
“我们有途径可以让劳动力市场需求降温，从而在避免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降低空缺率……”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新闻发布会，2022年5月4日
“职位空缺率可以从当前水平大幅降至2019年1月的水平，并如同2019年一样仍然保持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失业率相一致的水平。”
——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货币与金融稳定研究所（IMFS）的演讲，2022年5月30日
“我们的空缺职位是失业人数的两倍。以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缩减招聘，减少职位空缺，而不一定会裁员。”
——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CNBC采访，2022年6月2日
然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联合撰文，却给美联储的乐观看法泼了一盆冷水。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抗通货膨胀必将导致职位空缺的减少和失业率的上升。
“There is no magic tool.”
布兰查德的贝弗里奇空间：没有魔法般的工具
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历史中不存在职位空缺率显著下降同时失业率未显著增加的时期，换句话说，空缺率的下降，都将伴随失业率大幅增加。
与前段类似，布兰查德等也同样将贝弗里奇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点看作是两种关系的交集：一是总量的影响，二是再分配和匹配效率的影响。当前的时点是总量经济活动水平强劲且匹配困难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更高的再分配和更低的匹配效率。
总量、匹配效率和再分配这三个变量自2019年以来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图4a显示，在疫情之前职位空缺率/失业率的比值一直很稳定，疫情时急速下降，但随后快速恢复，当前已经处于疫情前1.5倍的水平。
图4b显示，疫情时匹配效率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增加，职位空缺率略有减少，但雇佣率却有所下降。随后匹配效率部分恢复，但水平较低。 如果2019年12月水平为1，那2022年4月匹配效率仍只有0.8。
图4c显示，撇开疫情时的急剧下降和复苏，与2019年的平均水平0.36相比，再分配已经稳定在更高的水平0.40。再分配效应我们可以理解为摩擦性失业，它当然会推高自然失业率水平。
按照美联储官员的想法，劳动力市场的回落通过减少职位空缺来实现，那就需要代表匹配关系的曲线大幅下降，即提高匹配效率或减少再分配。但图4b和4c显示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而且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发。
疫情会引发大量的再分配和岗位置换，尤其远程工作的必要性大幅凸显。工人们跨部门和跨区域移动，高度再分配导致匹配效率持续下降。
而货币政策的收紧只能使总经济活动冷却从而使得经济位置沿曲线回落，但这不会导致匹配关系即曲线本身的移动。因此人们可以预见到随着经济的着落，空缺职位减少的同时失业率增加。
实证部分也同样证实，自1950年以来，从未有职位空缺率显著下降同时失业率未显著增加的时期。1951到2019年间空缺率达到峰值后8个季度，失业率都大幅上升。
布兰查德等还通过对比职位空缺率达到峰值当月后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的变化，得出贝弗里奇循环（Beveridge loops）的存在。
即在每一时段（1987年11月除外），空缺率下降时，失业率都随着时间增加。也就是说，空缺率最初下降的速度要快于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失业率变化与空缺率变化之比在6个月后均值为−0.4，然而，12个月后会增加到−0.7，24个月后增加到−1.5。
所以，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次也是一样。
但是美联储理事Waller和美联储研究和统计副主管Andrew Figura并不赞同。
克里斯沃勒的贝弗里奇曲线：斜率和裁员
根据Waller和Figura的分析，软着陆将取决于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和避免裁员的大幅增加，未来实现软着陆是可能的。
沃勒从个人在就业和失业状态之间的动态流动出发来构建贝弗里奇曲线。并指出布兰查德模型（BDS）的几点不足：
首先，BDS对失业率的分解中不包括离职。同时排除离职去考虑再分配在推动失业率变动中的作用也不合理。跨产品需求和技术变化往往导致在企业和行业之间再分配劳动力。再分配的工人在找到其他工作之前先流入失业。所以推动再分配对失业的影响的关键就是工人从就业转变为失业——或离职。
其次，BDS使用雇佣情况来说明再分配对失业的影响也有问题，因为雇佣情况同时也包含匹配效率。因而不能为再分配水平提供独立信息。也就是同样曲线的移动，BDS模型不能说明是来自于再分配的增加，匹配效率的变化。
最后，BDS还假设雇佣沿着贝弗里奇曲线固定不变。这种假设过于严格且不必要。
那么职位空缺的大幅下降对失业率意味着什么？
沃勒认为，如果空置率从当前水平大幅下降，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1）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以及（2）裁员是否显着增加。
1、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目前职位空缺（V）和失业比率（U）处于历史高位，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处于贝弗里奇曲线非常陡峭的部分。陡峭的曲线意味着对于给定的空缺减少，失业率将变化较小。
通过沃勒的贝弗里奇模型估计，如果职位空缺率从当前约7%回落到疫情前的4.6%，失业率的变化。表1给出了当曲线斜率σ为0.3、0.4和0.45时的失业水平（数值越小越陡峭。BDS认为σ介于0.3-0.5，美联储更偏好0.3）。
结果显示，随着σ上升，即贝弗里奇曲线变平坦时，失业率的隐含增幅更大。
沃勒还将其与空缺率从4.6%下降至2.2%时的失业率（表2）变化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后者失业率的增幅要大的多。
4.6%的职位空缺率在以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相当强劲。但美国不得不考虑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职位空缺率高达7%。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以至于与更典型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当前职位空缺的下降对招聘和对失业率的影响要小得多。
2、裁员是否会大幅上升：裁员即离职率上升会使贝弗里奇曲线外移，并导致失业大幅上升。2007-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离职率增加了50%；而在2000-2002年的21世纪初的经济衰退期间，离职率上升了约20%。
沃勒通过设定离职率增加10%、25%和50%的假定，结果显示如果离职率增加10%，失业率的增加幅度将比离职率保持不变时大60-80%。如果离职率增加50%，失业率的增加幅度将比离职率保持不变时大5倍左右。可见，软着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避免裁员的大幅增加。
因此，基于美联储认可的关于当前匹配效率水平和贝弗里奇曲线效率的假设下，空置率从7%下降到4.6%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约1个百分点或更少。失业率仍将处于5%以下的水平，这与软着陆的前景是一致的。但如果贝弗里奇曲线比沃勒假设的要平坦得多，以及裁员率增加到25%或更高，那么软着陆将无法实现。
贝弗里奇曲线的三大争议
8月以来，贝弗里奇曲线之争也成为了华尔街等关注的焦点。高盛在近期报告中认为：
“随着经济回归正常化，贝弗里奇曲线也将部分逆转，职位空缺率回落，但总失业人数不会明显增加。预计到2023、2024年底失业率仅上升至3.8%和4.0%。
当然，职位空缺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历史关系值得重视，如果贝弗里奇曲线变平，我们就会看到失业率大幅增加的风险。
摩根士丹利也认为，实现“软着陆”是有可能的：
“疫情对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冲击将缓慢修复。”
那么事实上，经济是否能软着陆，失业率是否能不显著上升，争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曲线会否回归？斜率会否变平？裁员会否增加？
1、曲线是否会回归取决于匹配效率是否提升以及再就业水平会否降低。
撇开劳动参与率和经济结构等长期因素对曲线匹配效率的影响，疫情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宏观事件，其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可能远高于一般的经济衰退。
首先，疫情期间因健康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一部分人被迫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
其次，由于疫情期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对数字经济和无接触式生产方式、线上远程运作等商业模式要求陡增，这使得美国劳动力结构必须做出调整，无法及时调整的行业和个人增加了就业匹配的难度。
另外，疫情提高了接触式工作的风险溢价，叠加疫情期间大规模补贴的发放和疫情后美国工会组织议价能力提升，劳动者当前所处岗位的机会成本提高，尤其是低端岗位，这些因素都使得曲线上移，就业匹配难度增加，甚至提升自然失业率水平。
而随着美国经济的修复，财政退坡货币收紧，影响居民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的因素逐渐回归均值，贝弗里奇曲线的部分外移因素将逆转。能逆转多少，当前不得而知。但是有两点可能导致曲线逆转低于预期。一个是短期劳动参与率离疫情前仅修复61%，而今年3月以来又再度走低。其次是失业结构中退职者的比例还在提高。
2、曲线的斜率是否会变平？
其实在这一点上，美联储沃勒并没有否认布兰查德提出的贝弗里奇循环实证经验。空缺率最初下降的速度要快于失业率上升的速度，然而24个月后失业率的变化就会超越空缺率的变化。不过由于当前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职位空缺和失业比率如此之高，即使职位空缺率下降，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4.6%的空缺率在历史上仍然很高），这使得经济活动要下行到凹型曲线拐点——即平均V/U率还有很大的安全垫。（越过曲线拐点后，1单位边际空缺率将导致大于1单位的边际失业率。同时若曲线的位置更高，拐点的位置也就来得更早）。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取决于企业对经济回落程度的预期和企业的经营利润状况。从而在削减新岗位和裁员之间做权衡。
3、裁员是否显着增加？
短期来看，裁员或者离职率不会大幅上涨是合理的。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劳动力需求下降时裁员才会增加。当前的贝弗里奇曲线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下近5年的贝弗里奇曲线来看，疫情后曲线较疫情前有了明显的上移，但同时，相比空缺率见顶前两年（蓝点），空缺率2022年3月见顶后到目前的三个月（红点），斜率陡峭的接近直线。在职位空缺率下行了0.7个百分点后，失业率几乎没有变化，也就是没有总量层面的裁员。
但需要注意的衰退的叙事诗可能刚拉开了一角序幕，而真正的贝弗里奇曲线也一定不似模型这么流畅。一季度美国企业经调整利润已经出现回落，而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增速也在逼近0增长。随着明年经济进一步的放缓，家庭支出和企业经营的变化可能导致预期更为悲观。一旦出现趋势性缩减消费和投资，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就会快速走平，裁员风险也会显著加大。
我们在前期分析中提到，本轮美联储的加息将止步于就业市场的冷却。因此一旦贝弗里奇曲线开始走平，尤其是接近凹型曲线拐点即平均V/U率，或将成为美联储承认“硬着陆”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