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鹏读书时间】重温余永定见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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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大家好，我是付鹏。余永定先生的新作《见证失衡2》即将面世。在此之际，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探究余老《见证失衡》的深邃内涵。
回顾至2010年余老所著的《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与美元陷阱》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全球经济失衡的严峻现实。而我去年出版的《见证逆潮》则是对余老这部杰作的致敬和延续。
自2008年起，全球已逐步陷入到了失衡的漩涡。而到了2016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始，更是演变成了逆潮般的复杂态势。因此，《见证失衡》一书在当年无疑为我们研究中美经济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如今，随着余老的新作《见证失衡2》即将面世，我有幸借此机会，以分享的方式带领大家重温这部早年的经典之作，共同探究其中蕴含的深刻洞见与智慧。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1979年，中央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建立经济特区。新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建设资金以吸收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80年，广东省出台了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的一系列范围十分广泛的优惠政策。
1984年，在4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中央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与此同时，中央允许在上述开放城市划出一定的区域，开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允许技术先进、国内短缺的商品按一定比例内销。
1985年，中央又开辟了三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直到1990年末2000年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数以千计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出口的优惠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全国范围内各级地方政府竞相实施的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增长”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即通过出口所获得的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负债能力的约束而实现高增长。
出口导向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以提高投资率，而且可以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使引资国得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最初，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样板是所谓的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东亚经济体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之一是：中国在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大量引资的同时，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力图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
考虑到1980年代中国的特定内外条件，采用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可能是最优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还难以做出任何最终断定，但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创造的经济奇迹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存在着内在的不合理性，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我否定过程。
经历了30多年的成功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建立在政策扭曲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着中国的发展成本、资源、环境、人力和社会安全，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难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的提高，并给中国未来发展留下严重的隐患。
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发展和走向危机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式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形成取得成功和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实现范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
本文集收集了余永定先生自1996年到2009年初围绕着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撰写的部分文章，包括了数篇答记者问。这些文章中记录了十多年来余永定先生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历程。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就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持续十几年甚至近30年时断时续的辩论，应该能够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问题，并非是作为初始条件的中国的特定经济结构所使然。
相反，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经济结构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我们的发展战略，及早发现所处在萌芽状态的自我否定因素，在十年前、五年前甚至两三年前及时的调整经济政策，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尴尬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上述的说法成立，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便我们现在面对着结构性问题，只要改变政策，加以时日，结构也应该是可以改变的。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是完全错误的，只有调整政策才能够调整结构。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经济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够可以实现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持续增长。
文集的副标题“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不但概括了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三个主要领域，而且反映了余永定先生对这个问题认知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由于领域转移和认知深化基本重合，文集中的25篇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以避免分节的麻烦。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三部曲。
首先，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年以来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资本项目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
其次，中国的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顺差格局特别是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以来，汇率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政策问题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上的调整缓慢，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愈演愈烈。
第三，持续的双瞬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成为了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由于美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自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贬值了40%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国极具恶化的财政情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缩水甚至违约的风险。
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任你摆布。”作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国际收支终于陷入了由顺差导致的另类危机。
余永定先生自1996年对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的关注是从双顺差问题开始的。在1996年10月《论流入的宏观管理》一文中，他提出在大力引入外资的同时保持贸易顺差这样的引资格局，可以比喻为穷人以高利息从富人那借钱，再以低利息把钱回给富人，这对资源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这种引资格局应当及时纠正。此文发表之后不久，《世界经济调研》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摘编。
1997年6月20号《对我国外围储备的战略性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引资和外贸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首尾一贯的经济政策，把单纯的创汇观念变为实现总体的资源最优配置。文章观点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正言”的文章，正确地认识了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
1997年7月24日，尽管思考一文讨论的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问题，并未涉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寡。出于善意，任正言并非按领导的口径对我进行了批评，而是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多，当时的外汇储备是1059亿美元，引资规模也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任正言在论证中国为什么应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的过程中，没有提及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之类的结构性原因。当时人人知道中国外贸顺差的增加原因是外贸政策，例如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果，没有人会想到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或者其他所谓的结构性因素对当时的贸易顺差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如果 S-I=X-M 的恒等关系必须维持，至少在当时X-M的增加是主动的，S-I的扩大是被动的。
1997年10月《外汇储备和国际收入支结构》一文中，他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与1996年文章的不同的是，该文主要从一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储蓄和投资的变化出发，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不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无论如何，由于高层的明确表态，在1997年7月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双瞬差的讨论不再见诸于报端或杂志，而紧接其后的东亚金融危机似乎也支持了中国必须增加外汇储备的观点。
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恶化，政策辩论的焦点转到了汇率和资本管制问题上。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了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官方汇率由1993年的5.7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贬值到了1994年的8.6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
此后，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加，1994年至1997年之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增值3.4%。1998年和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国际投资者信心，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通过严厉的资本管制，并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一种应对投机性攻击的震慑力量，人民币汇率得益稳定在了8.270到8.277元兑一美元的水平上。在东亚国家汇率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为稳定东亚经济、乃全球经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得到了全世界一致的赞誉。
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余永定先生把人民币绝对不能贬值的理由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对香港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承诺一经作出就必须坚持。这是一个信用问题，信用是无价的，人民币没有必要贬值。直到当时为止，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的贸易经常顺差和资本经常项目顺差。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中国外贸部门的努力，中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实际上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预估的要好得多。墨西哥和东亚国家是在发生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出于无奈而贬值的。如果一个国家在继续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增仍然在增加的时候，实时贬值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荒唐。
第三，人民币贬值将导致亚洲国家货币的竞相贬值，到头来人民币的竞争力还将保持不变。其结果只不过是拖延了亚洲经济恢复正常的时间，并使得中国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而美国人用更少的美元买更多的中国货。
第四，截至当时为止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在1997年7月以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货币已经大幅度贬值，中国与这些国家对日出口的比重并无明显的变化，在有些季节有所上升。中国出口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恐怕还是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由于收入下降，市场萎缩，人民币及时贬值，中国的出口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第五，在全球金融不稳定的时候，贬值幅度难以控制。一旦宣布贬值，投机者和投资者就会预期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从而造成人民币贬值的更大压力，人民币就会发生过度调整，大幅下泄，从而大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金融秩序和生产秩序，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场金融危机。
第六，按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察，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并不存在着严重高估的现象。根据外贸部门有关人士的说法，当时的人民币汇率同换汇成本并没有严重背离。由于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高，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进口原料和半成品的下降所抵消。促进出口不应该依赖于人民币的贬值，而应该主要通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来增加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元的贬值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挑战、提高出口增长质量的机会。在这方面，70年代、80年代的日本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第八，退一步讲，为了提高出口企业的盈利性，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政策手段，特别是财政手段退税等，而无需依赖汇率下调。由于中国并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中国依然有能力对资本的流动进行有效控制，外国投机者也缺乏对人民币进行投机的市场和金融的工具。只要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措施得力，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犯大错误，中国完全可以遏制资本的投机性外流，以实现人民币的稳定。
顺利走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速由1997年的7.6%回升到了8.4%。出口额上半年1949亿美元，增长到了2492亿美元，增长速度为28%。但是中国经济的回升并不稳定。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为8.3%，出口增速仅为6.7%。
中国的贸易顺差则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低于1997年。直到2002年，国际上所担心的仍然是人民币是否会贬值。长期以来，多数东亚国家的货币都是盯住美元的，而日本又是东亚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直是影响着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1985年广场会议之后，日元兑美元升值为东亚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日元从1995年的夏季一度突破1美元兑80日元大关之后，开始一路贬值。1998年8月，日元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度跌到148日元兑1美元。直到1998年10月，日元贬值才伴随着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戛然而止。此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110日元兑1美元水平上下。
2000年11月，日本经济开始恶化。2001年初，日本银行恢复了零利息政策，并开始了数量宽松政策，但经济恶化的势头并未得到扭转。在刺激内需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再次把目光转向了出口。2001年12月，日元突然急速贬值，很快突破了130日元兑1美元大关。日元贬值不可避免地对正在走向通货紧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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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余永定新书《见证逆潮2》正在出版社二次校稿，准备印刷阶段。新书印刷面世后第一批给到下单用户发货，感谢大家的等待、理解与支持。
